相熟以后，陶军偶尔也在酒后向方原诉说自己的这段初恋“奇情”，他用电影语言，用胶东口音说：
“刁蛮任性对她来说简直算是一种美化了!女人啊，怎么就这么自恋!以为自己天生就该有公主一样的气质!可惜她演绎出来的生活角色只是一个泼妇!你不知道，她脸上长着鸟粪一样的雀斑，却非得让我说是美人痣!她有时牙缝还塞着一根青菜，就凑过来跟我接吻，我闭着眼睛闭着气，最后把青菜都给咽下去了!这难道还不够迁就她吗?奶奶的我都快不像个男人了!你不知道，这娘儿们多毒啊，每天晚上打电话到营房，我就得穿着三角裤衩赤着脚狂奔下楼去接，多冷的天呀，多冰的路呀，脚都被玻璃碎片划出了血，还嫌我跑得慢!我抗辩两句，她就说要叫她爸枪毙我!呸!她以为她爸是杨虎城啊!”
方原至今也搞不懂陶军为啥说这些时，总要搬出杨虎城。除了政委姓杨以外，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杨将军曾是他青chūn期时代的偶像，他曾是杨将军多年的粉丝。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最终做出一个比当年海明威还要硬的决定：死就死，揭竿而起!”
方原笑得喷洒，这跟海明威有什么关系呀?小学生都知道，那是陈胜吴广啊。他说他就是怕人家以为他是农民。“在海城有很多农民，家里办个边防证就扒火车下来了，没准gān上三五年就有一大帮人跟在后面叫他这总那总的呢!”
陶军说，跟那高官女儿一场天崩地裂后，自然有擦鞋的人把他往小鞋子里塞。而且形势呈一边倒的姿态，周围没几个人同情他，一致认为他姿色平平还企图用“美人计”去捞取政治资本，栽了就对了，活该!只有方坚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仍跟他偷偷跑出去喝酒，革命情谊就从那时建立起来的。
陶军后来果然被收拾了，被调去跋山涉水放电影。他化悲愤为力量，从此爱上电影。复员后，为了扬眉吐气，他结jiāo了一班有背景的哥儿们，跟人在南海走私红油，想挣点快钱娶个好老婆，2001年3月在伶仃洋被缉私艇追上，人货并获。好在有人保，jiāo了一大笔罚款，几天后就毫发无损地放了出来。
陶军没回山东，在北京呆了两月，平时认识的官儿以为多大，到了那儿一看阵势，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于是又漂回海城。在给印刷厂跑业务时，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又企图走李超人路线，跟一个纸品店老板的独生女儿结了婚。没多久，热爱写诗，神经兮兮的老婆去了新西兰，不到一年就跟奥克兰附近一个小岛上的毛利人住在一起，怀孕后打电话回来要求离婚，条件是把这套房子留给他。
陶军一生气，就把和她结婚时买的所有家具统统扔掉，不留旧日痕迹，重过单身生活。他没日没夜地看影碟，也是为驱散前后两个权势女人带给他浓重yīn影的一种宣泄方式。
也许只有在电影的世界里，他才能忘却现实的具体，社会的烦嚣。只有在那些虚构的镜头里，他才能找到心中的làng漫。他像一个吸白粉的瘾君子一样，没日没夜地看，没日没夜地在西门一带淘碟。
当所有片子都被他估清，出碟的速度不如看片的速度时，他就实现了新时期的转型，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在部队放电影的时候，臆想力惊人的陶军，经常以为自己不是拿着放映机的小兵，而是拿着一挺机关枪的勇士，所有观众的悲与喜，在那两个小时里，全被他操纵手里。他把投影往哪儿打，人们就像一群帝企鹅似的，挺着脖子往哪儿伸。
那会儿他收藏过录像带，后来他的放像机坏了拿去修，别人不接，还骂他：“你有毛病呀，现在都放LD了。”
他最后连那套纪录片《二次世界大战实录》和心爱的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烈火情人》也不留了，忍痛送给了一个没有坏机的朋友，然后攒钱买LD。幸亏LD太贵了，没买上多少张，又变VCD时代了，陶军暗暗庆幸，转而狂买VCD，在积了近两千张碟时，突然一夜东风，技术又升级了，变成了DVD!
陶军那个心痛呀，把自己的脚当别人家的木柴，跺得辟里啪拉响也不觉疼，把自己的胸捶得像个等待隆胸的女人。多番损耗，他的潜力才在2003年的一个chūn天复苏了。他在万物知chūn时萌芽出一个伟大创意：要与时俱进，不去收藏昨天的jīng品明天的垃圾，要永远走在时代之巅!他发誓要做一个弄cháo儿，做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做一个不但可以把握自己娱乐命脉，还要把握别人娱乐命脉的人!
这就是陶军成为一个地下盗版者的重要诱因。单凭这一点，他跟那些只贪图金钱、只把DVD看成是商品的人，起点就严重不同，而且在本质上也有天渊之别。因为他首先是个行家，是一个一流的电影鉴赏者和库存量极大的影碟收藏家，然后才是技术制作者和市场供应商。
陶军的双面人格就像他那些爬着蚂蚁的方便面一样，令方原很吃惊。
在狱中已被成功洗脑的方原，开始是站在管教一样的立场上思考的：为什么没有战场，没有敌人，电影也可以摧毁一个人?就像电子游戏机可以摧毁一个健康儿童一样?
但陶军迅速纠正了他的说法：“你不要以为我这是玩物丧志，这可是我的事业呀!懂吗?事业!事业是什么?就是把个人兴趣跟生存需求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我为了自己的事业废寝忘食，有什么不对?”
方原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第6章 灵感来自美国舞男
车子沿滨海大道朝中国城驶去，这条路建得很开阔，很美丽，沿途的花花草草在艳阳下和废气中仍然郁郁葱葱，那些剑麻和棕榈，越炎热越疯长。
虽然接到活儿，马上就有工开，方原的神情还是有点忧伤。
车到天后庙站，上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手拎着一个瘦猴似的男孩。她一屁股坐在方原外面的空位上，熟练地辟开两腿，让儿子坐在她两腿的中间。女人烫着小波làng短发，劣质洗发水香味仍有点呛人，发质gān得像钢丝球，末梢朝天开着许多褐色小叉，又有点卷曲，像暗地里伸出千百只手勾人似的。她穿着没袖的花上衣，是不吸汗的纤维料子，人不胖，体味都特浓，还老爱抬胳膊，没剃过的腋毛活生生地露了一大撮在外，熏得方原下意识地往里缩。
经过松树林，透过车窗，方原看到一个环卫女工，她穿着背部有反光条的橙色制服，正在路旁吃力地扫着绿化工剪下的残枝碎叶，还有过路巴士扔下的荔枝壳儿。她背向疾驶而过的车辆，速度不紧不慢，像站着的不是马路，而是老家的村庄。她一定来的时间不太长，不知道这条路大白天也有清洁工被车辆撞得飞到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上，脑浆四溅。你不知道，是因为这儿的报纸没有报道。说是怕负面新闻太多，大家都不敢出门。也有人说，偌大的城市，太多的人口，死一个半个，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闻。
这时，女人突然指着车窗外的环卫女工对孩子说：“儿子，看到了没?大热天还戴个大草帽扫大街，分分钟会被车撞死，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念书!”
方原听不出她的口音。海城有点像荷兰，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语言的人都有。只是这个女人说的话特别可恨，腔调活像以前的地主婆。方原真想动手扒了她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