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9)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表现。比如,在《正蒙》中,他说:“爱必兼爱。”他又说:“物无孤立之理。”意思就是,事事物物都互相联系。这同我多次提到的东方文化的特点: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是一个意思。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鲜明、最深刻的例子,是张载著名的《西铭》(后收入《正蒙》中)。《西铭》极短,我不妨全文抄出: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关于张载就补充这样多。在当时,张载同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意见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对张载这种鲜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程朱也是赞赏的。可见这种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深入人心的。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关于日本的资料。日本深受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陌生。这一点在讲日本思想史的书中,在许多中国学家的著作中,很容易可以找到,无须我再加以详细论列。前不久,我接到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哲学和日本学专家仓泽行洋博士的新著《东洋と西洋》,其中有的地方讲到天人合一:第一章,“世界观の东西”,13众生本来佛;14万物与我一体。我请人把14“万物我と的一体”译为汉文,附在这里,以供参考:

  这样,在佛教中认为人与万物并无差别,同为佛,实质上同为一物。当然,我们即使不以佛作为依据,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同样可以发现人与万物本质上完全相同。

  譬如,在印度有一种古老的哲学,叫“奥义书”。这种哲学出现在佛教尚未形成之时。奥义书哲学的根本理念,根本思想就是tman与brahman同一。tman就是自我的本质,我的实体。brahman就是宇宙的原理,译为“梵”。这里就是讲我与梵,自我的本体与宇宙的原理是相同之物。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位学者把它称为“梵我一如”。奥义书思想之本就在于“梵我一如”。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表现。“梵我一如”也是我、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讲法。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简洁、十分明确的说法,这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出自中国的一本古书《碧岩录》。此句的意义,我想是不说自明的。

  与此十分相似的还有《庄子》中的一句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万物皆一,万物一齐。”此处的万物中包含着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相同的。“万物一齐”的“一齐”就是相同、相等之意,所以就等于说万物毫无例外都是平等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补充一点关于朝鲜的资料。

  朝鲜有比较悠长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邻国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儒家的天命观影响了朝鲜思想。到了高丽末李朝初期,宋代程朱之学传入。作为宋代理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朝鲜占了上风。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1337-1392年),郑道传(1337-1398年)等等,在他们的学说中,都有一些关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论述;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权近(1352-1409年)。他用图表来解释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他把这张图摆在所有图的最前面,以表示其重要性。他反对天人相胜论。他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shòu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权近又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说:“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他还说:“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天人之际,虽jiāo相为胜,然人之胜天,可暂而不可常;天之胜人,愈久而愈定也。故yín者必不能保其终,而善者必有庆于后矣。”

  李朝前半期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以后的哲学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

  补充资料就这样多。

  在《新解》里,我论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我又补充了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我都谈到了。因此,我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主导思想,应该说是有坚实可靠的根据的。

  我在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慎之教授的《中国哲学的jīng神》。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讲一点琐事,也可以算是“花絮”吧。

  我最初并不认识李慎之先生。只在中国国际jiāo流协会的理事会上见过几次面。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外jiāo官,一个从事国际活动的专家,给我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前几年,台湾的星云大师率领庞大的僧尼代表团,来内地访问。赵朴老在人民大会堂设素斋招待。排座位,我适与他邻座。既然邻座,必然要jiāo谈。谈了没有几个回合,我心里就大吃一惊,我惊其博学,惊其多识,我暗自思忖:“这个人看来必须另眼相看了。”

  《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出版,在懂行者中,颇引起一点轰动。报刊杂志上刊出了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陈吴二师的思想学术和jiāo谊,做了一些探讨,极有见地,相当深刻,发潜德之幽光,使二师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我心中窃以为慰。

  有一天,见到李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我为那一本书题的封面,我在书名之外写上了“弟子季羡林敬署”。这本是一件微末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大为感慨。我小时候练习过毛笔字,后来长期在国外,毛笔不沾手者十有余年。我自知之明颇有一点,自知书法庸陋,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不意近若gān年以来,竟屡屡有人找我写这写那。初颇惶恐觳觫,竭力抗拒。人称谦虚,我实愧恧。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不嫌丑,我就不脸红!”从而来者不拒,大写起来。但是,《吴宓与陈寅恪》却不属于这个范畴。为两位恩师的书题写书名,是极大的光荣。题上“弟子”字样,稍寓结草衔环之意。这一切都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的。然而慎之却于其中体会出深文奥义,感叹当今世态浇漓,师道不尊,十年浩劫期间,学生以打老师为光荣,而今竟有我这样的傻子、呆子,花岗岩的老脑袋瓜,仍遵古道,自署“弟子”。他在慨叹之余,提笔写了一篇关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文章,寄了给我。不知何故,没能收到。他又把文章复制了一份,重新付邮,并附短札一通。文章的名字叫《守死善道qiáng哉矫》,副标题是“读《吴宓与陈寅恪》”。信与文章都是一流的。我现在先把信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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