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_ 蔡崇达【完结】(43)

2019-03-10  作者|标签:蔡崇达

  生活中,我一直尝试着旅客的心态,我一次次看着列车窗外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迎面而来,然后狂啸而过,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要不为所动,因为你无法阻止这窗外故事的逝去,而且他们注定要逝去。我真以为,自己已经很胜任游客这一角色,已经学会了淡然,已经可以把这种旅游过成生活。

  这次匆忙返乡,是为了办港澳通行证。却意外被母校邀请,意外开启了过去的记忆,也因此意外地和现实迎面撞上,因此头破血流。

  我骑着摩托车在小镇乱逛,父亲曾开过的那家酒楼现在成了一个仓库,他开的那家加油站已经被铲平,规划建成一个花园,阿太居住过的那栋小洋房,现在成了挤满外来民工的大杂院,我最喜欢的那株玫瑰花已经枯得只剩残枝。而到了泉州,成刚的副手——后来留守广电报当副总编的庄总拿着批文给我看,广电报明年将关掉。

  那个下午,庄总极力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喝几杯”,我找了个理由急匆匆地走开,其实我没有所谓其他事情,其实我一出广电报的大门就失声痛哭,其实我怕,我怕他突然提及王总是如何为了这报纸操劳过度以致猝死,我怕他会和我同时情绪失控。

  时光多残忍,那个懦弱但可爱的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的所有印记一点都不剩下;那个过于狂热、战天斗地的兄长成刚,短暂地燃烧生命,也就耀眼那一瞬间;而我深爱着的、那个石头一样坚硬的阿太,还是被轻易地抹去。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这么迅速、gān净。他们被时光抛下列车,迅速得看不到一点踪影,我找不到他们的一点气息,甚至让我凭吊的地方也没有。

  而对于还在那列车中的我,再怎么声嘶力竭都没用。其中好几次,我真想打破那个玻璃,停下来,亲吻那个我想亲吻的人,拥抱着那些我不愿意离开的人。但我如何地反抗,一切都是徒然。

  我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对那些我正在爱着或者曾经爱过的人,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多么希望付出全部为你们停留,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刻在我的骨头里,即使时光列车拖着我的肉身一路远行,至少你们的名字和名字牵扯的记忆,被我带走了,这是我对时间能做的唯一反抗。

  说实话我一直不理解,也一直像个任性的孩子接受不了,为什么时光这列车一定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还要有各自那么多分岔,我不知道我们这么急匆匆地到底要去向何方?但我知道,或许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大呼小叫,那些静默的人,内心里肯定和我一样地cháo汐,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其实那次我旅游完回来,写了另外一首诗叫《世界》:世界都不大我可以哪里都不去

  我可以在这里

  只看着你

  直到一切老去

  很幼稚的诗,但我很骄傲,即使过了九年,我依然如此幼稚。这是幼稚的我幼稚的反抗。原谅我这么感伤,那是因为,不仅是过去、现在的我,多想挽留住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却一次次无能为力。但我还是愿意,这么孩子气地倔qiáng抗争,我多么希望能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但我也明白,我现在唯一能努力的是,即使彼此错身了,我希望,至少我们都是彼此曾经最美的风景——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反抗。

  这文章也给一个朋友,我要对他说的许多话,也就在这里面。谢谢他,也谢谢时光,谢谢命运,虽然他们那么残酷,但终究让我看到过风景。物都不可避免地有yīn暗的一面。想要活得轻松便要学着妥协,你在一篇博客里也写过“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这样滋生的悲观情绪是不是不可避免呢?

  [END]

  Afterword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 and 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jīng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jiāo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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