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人生哲理:忆往述怀_季羡林【完结】(24)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我现在就把这些回忆从心中移到纸上来。

  中国之有“留学热”,不自今日始。30年代初起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此“热”未消,而且逐年增温。当年的大学生,一谈到留学,喜者有之,悲者亦有之。虽同样炽热,而心态却又天地悬殊。父母有权、有势、有钱,出国门易如反掌,自然是心旷神怡,睥睨一切。无此条件者,唯有考取官费一途,而官费则名额只有几名,僧多粥少,向隅而叹者,比比皆是,他们哪能不悲呢?我曾亲眼看到,有的人望“洋”兴叹,羡慕得浑身发抖,遍体生热。

  留学的动机何在呢?高者胸怀“科学救国”的大志,当时“科学”只能到外国去学。低者则一心只想“镀金”。在当时大学毕业生找“饭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出国镀一下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装”。以便回国后在抢饭碗的搏斗中靠自己身上的金色来震撼有权势、有用人权者的心,其用心良苦,实亦未可厚非,我们大可以不必察察为明,细细地去追究别人心中的“活思想”和“一闪念”,像“四人帮”那样,这一帮人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尽管在当时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据我的观察,这个共同性是普遍的,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这就是:出国是为了回国,想呆在或者赖在外国不回来的想法,我们连影儿都没有,甚至连“一闪念”中也没有闪过。

  写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抑制住同今天的留学生比一比的念头。根据我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情况来看,今天的留学生,其数目大大地超过了五十年前。其中决不缺少有“出国是为了回国”的仁人志士。但是大部分——大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做过统计,不敢乱说——却是“出国为了不回来”的。这种现象,自然会有其根源,而且根源还是明摆着的。无论什么根源也决不能为这个现象辩解。我虽年迈,但尚未昏聩。对于这个现象我真是大为吃惊,大为浩叹,不经意中竟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界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然有其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并不神秘,不用说人们也明白,这就是:他们都有知识,否则,没有知识,就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都有不同之处。别的国家,我先不谈,只谈中国。同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异常鲜明,异常突出的。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正讲留学生吗?怎么忽然讲开了知识分子?原因十分清楚,因为留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讲留学生必须讲知识分子。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常鲜明、异常突出之处究竟何在呢?归纳起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讲骨气,二是讲爱国。所谓“骨气”,就是我们常说的“有骨头”、“有硬骨头”等等。还有“不吃嗟来之食”也属于这一类。至于“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一类的话,更是俯拾即是。《孟子·滕文公上》说:“富贵不能yín,贫贱不能屈,威武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这说得多么具体,多么生动,掷地可作金石声。我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三国时祢衡击鼓骂曹,被曹操假huáng祖之手砍掉了脑袋。近代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前,大骂住在里面的袁世凯,更是传为佳话,引起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子,中国历史上还多得很。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也不提倡骨气;但决没有中国这样普遍,这样源远流长。

  《忆往述怀》 第二篇:学林漫步 《忆往述怀》 一个老留学生的话(2)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有这样的骨气。

  说到爱国,中国更为突出。在世界上众国之林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宣传不爱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对爱国主义加以分析。不能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善一恶。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爱国主义,是善的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侵略人、剥削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假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害国主义”。这情况一想就能明白。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样的国能爱吗?值得爱吗?谁爱这样的国,谁就沦为帮凶。而我们中国,以汉族为基础的中国,虽号称天朝大国,实则每一个朝代都有“边患”,我们反而是被侵略、被屠杀者。这些少数民族,现在已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但在历史上却确是敌人。我们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因为中国人民始终处在被侵略、被屠杀的环境中,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就形成了连绵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者灿如列星,光被四表。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等,至今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正气,为我们后代作出了榜样,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爱国。

  说到这里,我不妨讲几个我们五六十年前老留学生的故事。在二战期间,我正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我们住在小城哥廷根的几个留学生,其中有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维教授等。我们常想,一个人在国内要讲人格。在国外,除了人格,还要讲国格。因为你在国外,在外国人眼中,你就是中国的代表。他们没有到过中国,你是什么样子,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什么样子。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常讲,如果同德国学生有了冲突,他出言不逊,侮rǔ了我们自身,这样的情况还可以酌情原谅。如果他侮rǔ我们国家,我们必须跟他玩儿命。幸而,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十分感谢诚实可靠待人以礼的伟大的德国人民。

  1942年,国民党政府的使馆从柏林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日军走狗汉jian汪jīng卫的使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意义异常重大的事情。我同张维等商议,决不能同汉jian使馆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毅然走到德国警察局,宣布我们无国籍。要知道,宣布无国籍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一个无国籍的人,就等于天空中的一只飞鸟,任何人都可以捕杀它,受不到任何方面的保护。我们冒着风险这样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只能这样去做。然而我们内心中却是十分欣慰的,认为自己还不是孬种,还够算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失掉人格,也没有失掉国格。

  我说这一番话,好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意在chuī擂自己。我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比今天的留学生年龄要大上五六十岁。我不愿意专门说些好听的话,取悦于你们。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敢于讲点真话,肯讲点真话。我上面讲到的今天留学生的情况,也全是真话,没有半句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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