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gān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gān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bào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变，在这里讲三点，也是与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爱和慈善永远是自愿的事情。没有理由劝捐或者骂人家不捐。劝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会摧毁这个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开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被别人骂，被骂也要表达。就算一个人有亿万身家，就算他一分钱没捐，你就有权骂他吗?有权对捐多捐少施压吗?你无权指摘别人的选择。
第二，始终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发点很合理，结果很满意，过程就可以很残bào。今年永光(编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明了一个词，“bào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剧的出发点都曾经是好的。谁可以全面推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谁也推翻不了，因为他的动机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无法否认过程是糟糕的。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很多人做好事是为了换取感激和褒奖，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但终究有一天，当帮助别人出自你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国，在一所养老院从下午待到晚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从这点上看，他们或许不如中国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从另外一点看，他们又是幸福的。
养老院的一楼是各种活动场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饭、聊天。志愿者需要登记预约，每天的接纳人数和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出现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脚的情况—其实献爱心没有错，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让那么多志愿者背负“作秀”之嫌。
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养老院度过的半天，让我觉得变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帮助别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师公益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看样，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
都在短跑，你试试长跑
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所以，我们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jiāo流。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为了明天的聚会。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聚在一起，会认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从事新闻这个行当，大部分的经验和基础是达成共识的，只有一小部分，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许更小。
来的路上，我在看迈克·华莱士的回忆录，序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从入行起一直非常幸运，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我想他的这番话是出自时间流逝之后的再回首，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很多不快、艰难、挣扎，但是走着走着习惯了，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说，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绝媒体“bào力”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华语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中国传媒面对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英雄的时代”，变成了“平民的时代”。
三十年前，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一种“英雄主义时代”当中，那时我们只需要关注少数几个人，只要把该弘扬的人弘扬得很好，把该批评的人批评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反过来要求所有新闻人，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去做传播。你不能再去仰视谁，也不能再去俯视谁，必须平视所有的人。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和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被采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