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31)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儿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儿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儿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199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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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岁华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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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季先生与他的学生在北大。常居北大的季先生认为自己的“学统”上溯山大。

  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如果有人觉得奇怪的话,我需要解释一下。1926年,我十五岁,正谊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记得高中有一个校长,姓名都忘记了,他好像是从未在高中露过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

  。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我自己不知置身何处。现在已经把大墙拆除,与趵突泉区连在一起。几个济南名泉:趵突、金线、漱玉等都成为近邻了。

  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我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jianyín妇女,这时却俨然装成了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怎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呢?

  不管怎样,山大高中也是山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无可置疑。我是山大的校友,也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老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儿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gān,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七十五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建国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30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巳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qiáng,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el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为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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