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_季羡林【完结】(53)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第五部分第74节 季羡林自传(2)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qiáng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làng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jiāo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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