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_季羡林【完结】(36)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十五)“折磨论”的小结牛棚生活,千头万绪。我在上面仅仅择其荦荦大者,简略地叙述了一下。我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最初恐怕有很多怀疑者。现在看了我从非常不同的方面对“黑帮大院”情况的叙述,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我的理论的正确性了。

  “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决不会bào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bào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就是我对“折磨论”的小结。

  第四部分第50节 牛棚转移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chūn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dàngdàng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gān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惟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chūn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或者单纯一声Hello!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dàng。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gān、肯gān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bào,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làng。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gān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惟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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