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_季羡林【完结】(32)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慡,简直有点可爱了。

  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

  (十)棚中花絮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

  1 图书馆学系一教授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第三部分第44节 思想汇报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yīn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2 法律系一教授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gān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gān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 东语系一个女教员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gān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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