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随想录1:不完满才是人生_季羡林【完结】(22)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第七部分 4.修养与实践问题(1)

  我体会,圣严法师之所以不惜人力和物力召开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会议,大陆暨香港地区,以及台湾的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此集会,决不会是让我们坐而论道的。道不能不论,不论则意见不一致,指导不明确,因此不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只限于论,则空谈无补于实际,没有多大意义。况且,圣严法师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明定宗旨是"提升人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次会议的宗旨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议论之际,也必须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这样会议才能算是成功的。

  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经讲到过,我们中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钱穆先生也说:"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可谓慨乎言之矣。

  我就在面临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提出了修养和实践问题的,也可以称之为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二者并不完全一样。

  所谓修养,主要是指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自律问题,他律有时候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大陆上,帮助别人认识问题,叫做"做思想工作"。一个人遇到疑难,主要靠自己来解决,首先在思想上解决了,然后才能见诸行动,别人的点醒有时候也起作用。佛教禅宗主张"顿悟"。觉悟当然主要靠自己,但是别人的帮助有时也起作用。禅师的一声断喝,一记猛掌,一句狗屎橛,也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宋代理学家有一个克制私欲的办法。清尹铭绶《学见举隅》中引朱子的话说:

  前辈有俗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来随不复有黑豆,最后则验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工夫,那去那般不正作当底思虑,何难之有?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受了佛经的影响。《贤愚经》卷十三,(六七)优波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系念"的办法:

  以白黑石子,用当等于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提奉受其教,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偶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卷,页四四二下)

  第七部分 5.修养与实践问题(2)

  这与朱子说法几乎完全一样,区别只在豆与石耳。

  这个做法究竟有多大用处?我们且不去谈。两个地方都讲善念、恶念。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中印两国的理解恐怕很不一样。中国的宋儒不外孔孟那些教导,印度则是佛教教义。我自己对善恶的看法,上面已经谈过。要系念,我认为,不外是放纵本性与遏制本性的斗争而已。为什么要遏制本性?目的是既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社会必然乱了套,就像现代大城市里必然有红绿灯一样,车往马来,必然要有法律和伦理教条。宇宙间,任何东西,包括人与动植物,都不允许有"绝对自由"。为了宇宙正常运转,为了人类社会正常活动,不得不尔也。对动植物来讲,它们不会思考,不能自律,只能他律。人为万物之灵,是能思考、能明辨是非的动物,能自律,但也必济之以他律。朱子说,这个系念的办法是个"死法",光靠它是不行的,还必须读书穷理,才能去掉那些不正当的思虑。读书当然是有益的,但却不能只限于孔孟之书;穷理也是好的,但标准不能只限于孔孟之道。特别是在今天,在一个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眼光更要放远。

  眼光怎样放远呢?首先要看到当前西方科技所造成的弊端,人类生存前途已处在危机中。世人昏昏,我必昭昭。我们必须力矫西方"征服自然"之弊,大力宣扬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年轻人更应如此。

  以上主要讲的是修养。光修养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实践,也就是行动,最好能有一个信仰,宗教也好,什么主义也好;但必须虔诚、真挚。这里存不得半点虚假成分。我们不妨先从康德的"消极义务"做起:不污染环境、不污染空气、不污染河湖、不胡乱杀生、不破坏生态平衡、不砍伐森林,还有很多"不"。这些"消极义务"能产生积极影响。这样一来,个人的修养与实践、他人的教导与劝说,再加上公、检、法的制约,本文第一章所讲的那一些弊害庶几可以避免或减少,圣严法师所提出的希望庶几能够实现,我们同处于"人间净土"中。"挽狂澜于既倒",事在人为。

  第七部分 6.思想家与哲学家

  我又有了一个怪论,我想把思想家与哲学家区分开来。

  一般人大概都认为,我以前也曾朦朦胧胧地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思想家。哪里能有没有思想的哲学家呢?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告诉我们,哲学家们大抵同史学家差不多,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式稍有不同,哲学家们探讨的是宇宙的根源,人生的真谛,jīng神与物质的关系,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时有jīng辟之论,颇能令人心折。但是,一旦他们想把自己的理论捏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时候——一般哲学家都是有这种野心的——便显露出捉襟见肘,削足适履的窘态。

  我心目中的思想家,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对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也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决不硬搞什么体系,决不搞那一套烦琐的分析。记得有一副旧对联:"世事dòng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觉得,思想家就是dòng明世事,练达人情的人。他们不发玄妙莫测的议论,不写恍兮惚兮的文章,更不幻想捏成什么哲学体系。他们说的话都是中正平和的,人人能懂的。可是让人看了以后,眼睛立即明亮,心头涣然冰释,觉得确实是那么一回事。

  空口无凭,试举例以明之。我想举出两个人:一个是已故的陈寅恪先生,一个是健在的王元化先生,都是中国学术界知名的人物。

  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师,考据学巨匠。但是,他的考据是与乾嘉诸大师不同的,后者是为考据而考据,而他的考据则是含有义理的。他从来不以哲学家自居。然而他对许多本来应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的看法却确有独到之处,比如,对"中国文化",他写道: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论,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言简意赅,让人看了就懂,非一般专门从事于分析概念的哲学家所能企及。此外,寅恪先生对中国历史研究还有许多人所共知的见解。总之,我认为,寅恪先生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

  王元化先生是并世罕见的通儒,他真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古今兼通。他的文章我不敢说是全部都读过,但是读的确实不少。首先让我心悦诚服的是他对五四运动的新看法。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它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和看法,至今仍纷争不休。我自己于无意中也形成了一种看法。但是,读了元化先生论"五四"的文章,我觉得他的看法确实鞭辟入里,高人一筹。他对当前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从中都能得到启发。总之,我认为,元化先生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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