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yīn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chuáng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chuáng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jiāo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jiāo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yīn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yīn雨中，chūn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huáng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chūn花huáng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chūn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chūn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8千，也不是8万，而是80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jú，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jú。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jú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chuáng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qiáng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