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_钟伟民【完结】(36)

2019-03-10  作者|标签:钟伟民

  继续往前追溯,追上一年半载,简直不堪设想;因为细心一想,再不怕核突的人,也要吐得眼球激凸。

  饭馆里一只杯子,“gān净”和“肮脏”,说穿了,只是存乎一念;“道德”和“不道德”,有时候,更只是存乎一念;因为拘泥,所以迷惘。

  恐怖抽屉屋

  猪朋放làng,不拘小节和大节,设计家居,要顺应这种烂挞鞑的天性,又不想把一个家变成乱葬岗,吓坏来访狗友,竟想出了全屋设置柜子,柜子全装抽屉这个“装修新概念”。

  不管什么东西,不洗刷,不折叠,不分类,不理好丑,但求就手,一概塞到抽屉里去;没有秽物外露,整齐gān净,就算天下太平。

  “还可以防盗。”猪朋自鸣得意。

  的确,蟊贼入屋,会翻抽屉;但一屋几十个抽屉,该翻哪一个?等于到药材铺去偷朱砂,药柜没标识,几百个抽屉拉开来,最终,可能错偷砒霜送命。

  “怪不得大家把宝贝放在银行的保险箱。”我若有所悟:“因为大保险库里有几千个小保险箱,蟊贼不知道该打开哪一个保险箱,所以不爆窃保险库。”

  然而,烂鞋、臭袜、破衣、杀虫水、喷发剂、洗洁jīng、驱风油、暗疮膏、樟脑丸、零食水果、大学文凭、蹩脚情书……一股脑儿往抽屉里塞,年深日久,在黑暗cháo湿兼闷热的环境里霉坏,发酵,滋生病毒细菌,产生化学变化,最终……最终可能有一个不幸的小偷,暗夜里,他爬进“抽屉屋”,拉开一个八年来从没打开的抽屉,恶臭扑面,小偷即时倒地,口吐白沫,魂归天国。

  官bī民反,恐怖气氛弥漫,人人有当“恐怖分子”的潜质和倾向;猪朋这间屋,早晚会成为制造各种生化毒气的大本营,一发不可收拾。

  猪朋装修,弄得一屋抽屉,抽屉满载秽物;然而,眼不见gān净,起码表面风光,不会吓坏人。不过,他曾跟一个独行恐怖分子合租一屋;恐怖分子小时家教甚严,备受管束,日常入耳就两句话:“不准这样!”和“你应该这样!”他视父亲为监狱长,母亲是辅助监狱长的女yín魔;恐怖分子长大了,教中学,在外循规蹈矩;然而,回到巢xué,即一改常态。

  “有一只蟑螂死在厅心,死了一个月,他每天跨过那只蟑螂上厕所,直到蟑螂变成曱甴gān,还是没给扔掉。”抽屉屋主人解释:恐怖分子是二房东,客厅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作为房客,出入照样跨过那只蟑螂,没想过要越权清理。

  恐怖分子为了报复过去的掣肘,他活得无拘无束,绝对散漫;沙发堆满报纸,他就坐在报纸上,日积月累,坐出了一个窝;要读报,随便捡一张,看完,扔回地上;地上,烂鞋、臭袜、脏衣服,堆积如山。

  恐怖分子添置了书桌,书桌让书籍埋没,年深日久,桌子就在客厅消失。新居入伙,有人送来茶具,沏了茶,茶叶泡了数月,发臭,壶不能再用。恐怖分子有过女朋友,女朋友熬了补汤,他喝一半,留一半,那一半慢慢变成死水,死水gān了,发霉,保温瓶又得扔掉。

  “垃圾不挡着房门口,我就不管它;不过,有一天,我邀了个女孩回家,她一进客厅,就惨叫。”抽屉屋主人说:恐怖分子的恐怖屋让他丧失了jiāo配的良机。他们“同居”了数年,相安无事,直到恐怖分子发现再没有活动的空间,另觅大巢制造更恐怖的生活,抽屉屋主人才再独树一帜,全力污染环境。

  弱智朋友

  向来记性不好,除了记着谁欠版税,谁欠稿费,欠了多久没还,一般琐事,过目即忘;为了提醒自己哪本书读过,遇上有用材料,就在书页上折个小角,定期重看无数“折角页”,以为可以唤起一点记忆;然而,一读再读,总觉得都是新的内容。

  一本书,看来看去看不完;一出戏,三数月后翻看,全记不起情节;记忆力差,不用常买影碟,根本不必去书店,除了省钱,对日常生活,似乎毫无障碍,也就懒得找医生开脑。

  话虽如此,对“过目不忘”的朋友,还是好生羡慕。

  三更半夜,电视播猎奇节目《信不信由你》,向来是飞车玩火吃玻璃一类玩命狂人,没什么看头;唯独这夜讲一个叫阿金的,最有意思。

  阿金的事迹,早让人拍成《雨人》,达斯汀·霍夫曼演的,就是这个“弱智人”。正常人脑袋分左右,当中有不少“线路”相连;这个阿金,脑袋不分左右,一大堆脑浆挤在头壳里,分量比常人多两三倍,是名副其实的“大脑”;这个大脑只能记忆,眼睛就像电脑的阅读器,凡“读”到的,悉数贮存;贮存空间,几乎无限;这是真正过目不忘的人。

  阿金到大学里接受挑战,学生问他拳王阿里曾经跟谁比赛?他从阿里出道开始说,打谁,胜谁,如数家珍。阿金读过上万本书,是一座流动图书馆,一间随时让人提取资料的资料库;但他完全不会运用这些资料,他不会分析,归纳,质疑,幻想,假设……他不仅不会思想,他连穿衣吃饭,还得由老父照顾。

  阿金的超级记忆,很能安慰我这个“超级失忆”的人;我不再羡慕那些读书多而且快,又能倒背如流的朋友,因为我终于明白:他们,可能也是弱智的。

  she杀诗人

  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仍旧是德国人杀犹太人的故事,当年的犹太人,百分百的无辜者,不像今日以色列那种犹太人,背靠美国,就可以动辄用坦克对付掷石头的人。钢琴家在废墟遇上德国军官。“你是做什么的?”军官问。“我弹钢琴。”他答;那时候,他身边正好有一座没给炸碎的三角琴。“弹吧。”军官说。静夜里,那是唯一流溢着生命色彩的声音。

  军官好感动,他要钢琴家躲在破屋里,每天还给他送粮,终于,他熬过了那悲惨的岁月,战后,继续对人和对牛弹琴。

  能活过来,因为他是钢琴家;不是诗人。钢琴演奏,有法度,有标准。好不好?好在哪里?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有根据,有讲究。德国军官,是个行家,他懂,他知道这个到达标准的人,值得拯救。

  同样的场景,废墟里的人说:“我是一个诗人。”如果不幸地,那还是一个香港诗人,军官命他吟诗,诗人吟了一首“诗”,一首“现代诗”。结果,一定会是这样:他把子弹上膛,对准“诗人”的脑袋:“你狗屁不通,还不会造句,怎么说自己是‘诗人’?”

  “我有三个朋友,他们是诗人,一致‘认同’我是诗人;他们当文学奖的评判,也判我是诗人;我有资格当评判了;最近,这三个朋友来参选,我也‘肯定’了他们是诗人。”

  “没有法度,没有标准,不必经过磨炼,只需要互相‘认同’和‘肯定’,你们都是寄生虫!”军官开枪打烂他,为一个行业除害。

  读友问:为什么我总在专栏里提这种他们不关心的东西,还一提,就光火?

  这个电影片段的变换,大概能说明白情况。我二十年前写诗,写得很认真,知道文学和诗,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手上有枪,最好是机关枪,我会毫不犹豫,去she杀“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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