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看金庸_孔庆东/蒋泥【完结】(10)

2019-03-10  作者|标签:孔庆东 蒋泥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bī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qiáng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cháo”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qiáng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cháo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cháo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cháo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qiáng大操控力不能为。

  《天龙八部》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了别人,或许会生气。但我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而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而倪匡的想法是:“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我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简炼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于是“代写”之事,终于敲定,倪匡虽得了这个“自由发挥”权,但是自言写得也是战战兢兢,等金庸欧游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làng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左”倾思cháo和“左派”势力影响下,香港的劳资纠纷逐渐扩大成为与政府和社会对抗的bào动事件,这就是香港的“六七bào动”。而金庸也成为“左派”攻击对象,不得不远走瑞士避难。然而,祸福相因,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也从五万份激增到八万份。

  “六七”之后,香港政治经济趋于好转。金庸开始投入发展明报事业。此后金庸在《明报月刊》之外,又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把《明报》拓展成一个报业集团。其中,《明报周刊》以娱乐周刊起家,在著名娱乐新闻采写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为明报集团除《明报》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龙死亡事件后,已稳坐香港娱乐周刊的第一把jiāo椅。

  而《明报》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jú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冲锋陷阵。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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