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chuáng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chūn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chūn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qiáng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jīng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jīng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chūn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chūn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chūn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bào乱引导jian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yīn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chūn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jīng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3.“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jī年「癸酉」二月回到山yīn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dàng山，去找huáng绾，大概还有看看huáng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huáng、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huáng在那里替他“结庐”，huáng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dàng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jīng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