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起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顺我心志的“社会关系”系统。jiāo际，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五伦有“友”这一伦。像李贽，谭嗣同这样的叛逆则尤重此一伦，以为唯朋友一伦最见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为基础的自由关系。
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chūn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dòng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两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他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she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个过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门弟子并不讳言的。现在俱往矣，阳明已觉悟于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发明圣学的同志，用阳明自己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jian党榜。
第五回 风雨如晦 jī鸣不已
1.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于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弘治拉着刘健的手叮嘱道:“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赶走刘健时，刘还哭拜先帝，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弊政都孕育在这貌似承平的时代，主要是皇帝越来越不顾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个普通的谋求特权的官僚，在与国家，政府争夺权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小金库有感觉，更热衷于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即所谓不经吏部而直接传旨任命的“传奉官”)，从成化到正德这祖孙三代，都对国家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倒像不情愿的从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打工崽"，他们对权力的感觉酷似无赖的权力意欲，即只想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权力只是用来满足快乐的工具，此外的意义他们便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与同时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对比。中国的这几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愿意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厮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为了能这样散漫地玩下去而迷信道教乞求长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礼上往来式的封赠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诸色人等。关于他们的故事不是关乎一时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话本。
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gān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jiāo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yín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高涨。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