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课，先生点名，叫到“杨家儁”，下面没有人应到，变成一个休止符。先生问级长：“杨家儁为什么又不到?”
级长说：“不知。”先生怒气冲冲地说：“他又要无故缺课了，你去叫他。”级长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们全体四十余人肃静地端坐着，先生脸上保住了怒气，反绑了手，立在讲台上，满堂肃静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级长空手回来说：“他不肯来。”四十几对眼睛一时she集于先生的脸上，先生但从鼻孔中落出一个“哼”字，拿铅笔在点名册上恨恨地一圈，就翻开书，开始授课。我们间的空气愈加严肃，似乎大家在猜虑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宝。
下课以后，好事者都拥向我们的自修室来看杨伯豪。大家带着好奇的又怜悯的眼光，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选》，笑而不答。有一个人真心地忠告他：“你为什么不说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选》回答道：“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说诳?”大家都一笑走开了。后来我去泡茶，途中看见有一簇人包围着我们的级长，在听他说什么话。我走近人丛旁边，听见级长正在说：“点名册上一个很大的圈饼……”又说：“学监差人来叫他去……”有几个听者伸一伸舌头。后来我听见又有人说：“将来……留级，说不定开除……”另一个声音说：“还要追缴学费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饼有什么作用，但看了这舆论纷纷的情状，心中颇为伯豪担忧。
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长廊中的窗檐上说话了。我为他担了一天心，恳意地劝他：“你为什么不肯上课?听说点名册上你的名下画了一个大圈饼。说不定要留级，开除，追缴学费呢!”他从容地说道：“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其实他们都是怕点名册上的圈饼和学业分数操行分数而勉qiáng去上课的，我不会gān这种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紧。”“你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
杨家儁的无故缺课，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认为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师中也个个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监学监的召唤和训斥。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唤，他就决然而往，笑嘻嘻地回来。只管向藏书楼去借《史记》、《汉书》等，凝神地诵读。只有我常常替他担心。不久，年假到了。学校对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惩罚。
第二学期，伯豪依旧来校，但看他初到时似乎很不高兴。我们在杭州地方已渐渐熟悉。时值三chūn，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间去游玩。他的游兴很好，而且办法也特别。他说：“我们游西湖，应该无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点。疲倦了就休息。”又说：“游西湖一定要到无名的地方!众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领我到保俶塔旁边的山巅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们坐在无人迹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临去的时候，他拿出两个铜板来放在一块大岩石上，说下次来取它。过了两三星期，我们重游其地，看见铜板已经发青，照原状放在石头上，我们何等喜欢赞叹!他对我说：“这里是我们的钱库，我们以天地为室庐。”我当时虽然仍是一个庸愚无知的小学生，自己没有一点的创见，但对于他这种奇特、新颖而卓拔不群的举止言语，亦颇有鉴赏的眼识，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觉地倾向他，追随他。然而命运已不肯再延长我们的jiāo游了。
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恶的事。关于这兵式体操，我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上还可以出汗。特别因为我的腿构造异常，臀部不能坐在脚踵上，跪击时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还有寸许，——后来我到东京时，也曾吃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时不能照日本人的礼仪，非箕踞不可。——那体操先生虽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颇能原谅我，不过对我说：“你必须常常练习，跪击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请了一个助教来，这人完全是一个兵，把我们都当作兵看待。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而且凶得很。他见我跪击时比别人高出一段，就不问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垫住了我的背部，用两手在我的肩上尽力按下去。我痛得当不住，连枪连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举枪”，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记听了号令，并不举枪。他厉声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听了这叱声，最初的冲动想拿这老毛瑟枪的柄去打脱这兵的头;其次想抛弃了枪跑走;但最后终于举了枪。“第十三”这称呼我已觉得讨厌，“耳朵不生?”更是粗恶可憎。但是照当时的形势，假如我认真打了他的头或投枪而去，他一定和我对打，或用武力拦阻我，同学中一定不会有人来帮我。因为这虽然是一个兵，但也是我们的师长，对于我们也有扣分，记过，开除，追缴学费等权柄。这样太平的世界，谁肯为了我个人的事而犯上作乱，冒自己的险呢!我充分看出了这形势，终于忍气吞声地举了枪，幸而伯豪这时候已久不上体操课了，没有讨着这兵的气。
不但如此，连别的一切他所不欢喜的课都不上了。同学的劝导，先生的查究，学监舍监的训诫，丝毫不能动他。他只管读自己的《史记》、《汉书》。于是全校中盛传“杨家儁神经病了”。窗外经过的人，大都停了足，装着鬼脸，窥探这神经病者的举动。我听了大众的舆论，心中也疑虑，“伯豪不要真果神经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学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归途上突然对我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惊异地质问这话的由来，才知道他已决心脱离这学校，明天便是我们的离别了。我的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jiāo游的告终，但想起了他在学校里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是年秋季开学，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一个私塾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此后十五年间，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学教师。我对他的jiāo情，除了我因谋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学校里去访问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没有什么话，不过略叙近状，及寻常的问候而已。我知道在这十五年间，伯豪曾经结婚，有子女，为了家庭的负担而在小学教育界奔走求生，辗转任职于余姚各小学校中。中间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钱庄来替他们写信，但不久仍归于小学教师。我二月十二日结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贺诗寄送我。我还记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诗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尔小虫，胡不自量?人能伏龙，尔乃与抗!……”又记得我去访问他的时候，谈话之间，我何等惊叹他的志操的弥坚与风度的弥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层沉着!我心中涌起种种的回想，不期地说出：“想起从前你与我同学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摇着头微笑，后来他叹一口气，说道：“现在何尝不可笑呢;我总是这个我。……”他下课后，陪我去游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对我说道：“我们再来无目的地漫跑?”他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梦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唤回儿时的心情，装作欢喜赞成。然而这热烈的兴采的出现真不过片刻，过后仍旧只有两条为尘劳所伤的疲乏的躯gān，极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脚下的小路上。仿佛一只久已死去而还未完全冷却的鸟，发出一个最后的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