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就在思量：爸爸画着《卖花人去路还香》的那本尺页是否由钱君匋先生jiāo了出去呢?为此，我们对钱先生很有意见。华瞻哥甚至还代表爸爸写了一封信去批评钱先生，表示要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叫他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向爸爸要画。据说钱先生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来解释。爸爸去世以后，胡治均先生曾访问钱先生。在言谈中，钱先生就讲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册子并非他jiāo出去的。他因受命于某人，要把这画册传送给好几个画家作画，所以从我家取走后马上又送到另一个画家家里去了。他说，是造反派到那画家家里去批判，那画家才jiāo出来的。至于那封绝jiāo信，经胡先生说明情况后，他才安心一点。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他不敢出席，写了一首诗，题为《哭丰子恺先生》：
意气相投五十chūn，一朝传讹罪吾身。
临风遥哭先生殁，难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时，钱先生心中已略释然，便参加了。
在那段时间里，出于保护爸爸的人身安全，宝姐、华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楼小房间里讨论：如何制止爸爸给人们画画。讨论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取去他的笔砚，使他无法再写再画。他们叫我去执行此事。爸爸起初对此没有意见，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写不画闲坐着的难受，焦躁地对我说：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
我听了很内疚，马上还给了他，也没向两个共同商量的人请示。
是的，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难道连写写画画也没有权利了吗?此后他确实只是用毛笔临临帖而已。
人们对于“文革”实在已很厌倦。谁愿意一天到晚生活在斗争中呢。人民大众所
喜爱的毕竟是真、善、美!据说这次“黑画展”的观众，除了极少数人蒙在鼓里以外，绝大多数是来欣赏名画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烟、到处批斗的境遇中，难得有一次名画家的展览啊!
少小离家老大回
爸爸大概自己觉得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又动了回故乡看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们的健康知识实在太欠缺，甚至连“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记得朱幼兰先生曾经送我一张《健康第一》的横幅书法，我竟吓了一跳：这种横幅怎能公开地挂到墙上!造反派见了会说：怎么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放在第一啊!
爸爸长期坐在桌前，别说外出了，连房间里也不大走动，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侵袭他，但1975年回乡时，癌症肯定已有发展。可怜的爸爸，我怎么全然没有察觉啊，以为你只是年老体弱。那一年，爸爸虚龄78岁。我现在已将跨进80岁，还在忙这忙那，天天出去走动。我对健康的无知贻害了爸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按时拍片检查的。现在想来，真是遗恨无穷!
这回陪同前往故乡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写下了一篇《石门湾忆游———侍丰子恺老师游故乡》，给我写这本书帮了大忙。爸爸最后的两次出行，都有仗于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这次虽然也同行，但她身体较弱，不能当主力军。同行的还有两个小姑娘：她女儿阿chūn和我女儿小明，一群人浩浩dàngdàng出发。胡先生文中说：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们从上海搭沪杭火车，向浙江长安站出发。……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谈谈聊聊，三小时的车厢生活，也很欢乐。先生爱饮酒，我们考虑到在火车上的方便，同时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装在药水瓶里，要喝的时候，只需从瓶里一口口往嘴里送，也用不着杯子。先生就这样安逸地在车座上享受着旅途的乐趣。先生这种饮酒似吃药的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被邻座旅客发觉了，他们jiāo头接耳，不断发出惊奇的微笑和轻声的议论。他们怀疑：“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么病呀!吃的是什么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停地服药，而且药量又是那么重，二百五十克的药水快要喝完了。”他们不断地把眼光扫向先生，扫向我们同行的人，想在我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大药量的老公公只报以亲切的微笑，频频向他们点头，直到我们在长安站下车，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些好奇的暂时同路人，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长安站，从石门湾开来的小汽船，已经在等着我们。专程来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堂侄儿丰坤益，以及其他亲友共六七人。从长安站到船码头的这段路程，没有任何代步，只得由两个人搀扶先生行走。我们发现先生的脚力已非常差，他走一会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我们就请他在人家门前的阶沿上坐下来，有时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块上。这样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离，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这位老人，在“四害”横行前，曾健步登临过井冈山革命圣迹，攀登过huáng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残之后，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想着暗暗难过，其他同行的人，都面面相觑，同样是难过，却说不出话来。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这一沉默。他说：“不要紧，慢慢走，总会走到的。”他那坚qiáng的自信心，乐观的jīng神，依然是那么充沛，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正东的妥帖布置下，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舱小而不挤，粗而整洁，尽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摆茶。先生一边悠闲地饮酒，一边指着坐在船尾上的蒋正东，讲出有关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来。
正东本来的名字叫“镇东”，是先生的嫡亲外甥，也是这次招待我们的主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贫下中农。镇东的母亲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缘缘堂随笔》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仓促离开石门湾后，正是从镇东的家乡南圣浜开始，从此辗转流徙内地。那时正东还是个没取名的孩子。先生在离开南圣浜时，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纪念这次离乡出奔，特地给外甥取一个名字叫“镇东”，是镇服东洋鬼子的意思。可是，这样含义非常明白的爱国思想，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却被叱之为“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把“东”字曲解为东方，即中国。娘舅外甥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来的“镇东”改为现在的“正东”。先生讲完这段新鲜故事，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爱国也有罪呀!”
我想补充几句。据我所知，镇东改名并非为此，而是因为镇东姓蒋，叫蒋镇东。如果把“东”字理解为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名字，再把“蒋”字引申一下，于是就会出现某某人镇压某某人，那还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但如今发现他文中换了一个说法，那要不是编辑改的，就是他自己换了一种写法。胡先生的文章写于1979年，阳光还远远没有如今这么灿烂。在“yīn，有时有小雨”的时节，把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