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软姐、维贤兄写的是一张立轴，一副对联;我的两个侄儿，一个叫克祥，刚巧在杭州出差，一个叫建祥，正在浙大读书，两人也意外地获得先生墨宝各一件，高兴极了;再有一张横批，是先生叫我寄给青海的大儿子易qiáng的。我当即在杭州寄出。
给我的最是优惠，共得两件，一件是先生旧作《一剪梅·清明》，为了纪念这次游杭，先生特地加跋为记，跋曰：
一九七三年清明时节，偕治均游杭州，明山秀水，悦目赏心，客窗率录旧作。子恺
另一件是二尺小联。联曰：
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chūn。
我没能陪爸爸去杭州，只好引用胡先生的文章。胡先生是学徒出身，全靠自学成才，竟留下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补充了爸爸1973年杭州之游的空白。我真该好好谢谢他。可是到哪里去谢呢?胡治均先生已于2004年9月18日因患气管癌离世。终年虚龄84岁。胡先生的母亲活到102岁。我们以为胡先生有长寿的遗传，也会活过100岁。岂料天不假年，说走就走了。人就是这样听天摆布的，所以我每天赶着要把这本书在我有生之年写好，给后人留下一点纪念我父亲的资料。
旷世巨着《护生画集》
从杭州回来，爸爸又投入了工作。
爸爸在养病期间所做的工作中最难能可贵的，要算画《护生画集》第六册的事了。弘一大师诞生于1880年。爸爸画护生画集为他做寿，从弘公50岁开始，每次整寿按年龄数作画出书。本应在1969年画成第五册90幅的，爸爸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寄给广洽法师后，法师马上jiāo香港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出版。此次出版不仅第五册，连同前面的一、二、三、四册也一起出版了，而且都是根据手迹印出，不是从以前出版的书翻印的。第四册的手迹1960年完成寄广洽法师于次年年初出版后，原稿手迹本来就在法师处。而前面三集的原稿如何也都集中到了法师手上呢?其中有个奇迹。法师在1965年仲夏所写的《“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中，曾把这个奇迹jiāo待了一番。
《护生画集》原是非卖品，欢迎翻印的。第一集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佛学书局、中国保护动物会、大法轮书局都发行过。第三集1949年爸爸从香港带回后就jiāo大法轮书局出版，这两集的原稿都由书局的主人苏慧纯保存着，但第一集只有文稿，缺了画稿。第二集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佛学书局和大法轮书局发行过的，但原稿(无论文稿或画稿)，都已遗失。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1918—1988)，当时是酿造七厂总务股gān部。业余爱好书画，又擅长诗词。他十分爱好我爸爸的作品。1960年，爸爸就任画院院长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勾起了他二十多年来渴慕之忱，就通过画院转信得识了我爸爸。以后几乎每周日上午都来访问。有一回，朱南田先生讲了一件得意的事给我爸爸听。我现在把朱先生于1985年7月用小楷写成送给我的一篇长文《我与子恺师的因缘》中有关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后，我偶在广东路古玩商店看到李、丰两先生合作的《续护生画集》手迹，出自敬慕，决心购下珍藏。这份手迹书画共六十页。索价一百六十元，后以九十六元成jiāo。我手头拮据，先付二十元定金，而回家筹措未竟，只得卖去家具三人沙发椅一张，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写了五绝一首：
未识丰师面，先联翰墨缘。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jīng而约，书风静若禅。沽资何处着，鬻椅凑囊钱。
没有想到日后为我与丰师在情谊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朱南田先生讲了这件事，爸爸听后十分兴奋，那时《护生画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册(文字部分由朱幼兰先生书写)，正愁前三册原稿分散遗失。他便于1964年把觅得第二册原稿之事写信告诉广洽法师，信中说：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携原稿来与弟看，苏居士亦来看，共庆四册护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欢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将一二三都买得，送弟尊处，与第四一同保存在弥陀学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则朱甚宝爱，不知肯让否，二则苏居士是否肯让，亦不可知。来信有欲得之意，则不妨开口征求意见。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财产可比。求其集中稳妥，勿东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谋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当为jiāo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补写了几行：
补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兴范古农居士之亲戚某保存，后其人死，子侄作废纸卖与旧货摊，幸为彼所得。可见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回思画第二后，即逃难(抗战)。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缘何流入嘉兴。
爸爸说的旧货摊，其实就是广东路古玩商店。后来广洽法师来信一定要爸爸设法买得一二三集原稿，并表示愿向朱、苏两位居士致谢。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们慨然同意捐赠。爸爸自己又补画了第一集的画稿。这样一来，三集都完整了。于是全部寄新加坡jiāo广洽法师保存在他创办的弥陀学校内。
这件事，实在是种种因缘的凑合。试想：如果第二集没有到朱南田先生手里，如果朱南田先生没有认识我父亲，如果苏慧纯居士那里缺少的不是画稿而是弘公写文字的文稿，《护生画集》头三集就永远无法团圆了。广洽法师感谢“佛力加被”，我却认为弘公在天之灵在暗中保佑着，促使这一浩大的“工程”圆满完成。
弘公保佑的还不止这件事。《护生画集》第五集原来应该在1970年出版的，爸爸却提早在1965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画好，请厦门籍书法家(当时在北京工作)、因明学家虞愚先生写了文字部分，寄jiāo广洽法师于同年9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声pào响，爸爸便忙于应付批斗，怎么可能完成这第四册呢!
但更稀奇的事还在第六册。想必又是弘公在冥冥之中示意他的忠实的弟子：“余年无多!”爸爸毅然决然地在1973年(逝世前两年!)筹划起第六集的材料来。
“文革”前几乎定期来我家的几位常客，自爸爸病休后渐渐地恢复来探望他。朱幼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位。关于第六册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1986年1月他在《大成》杂志上发表了《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一文。其中关于第六集的情况介绍如下：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丰先生受到冲击，《护生画集》成为批判材料。然而，先生毕竟学佛有得，临危不惧，仍然以护生画第六集夙愿为念，遂于一九七三年毅然决然筹划第六集，以圆满其功德。但在“文革”动乱中，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先生于此颇费踌躇。一天，他与我谈及筹划护生六集事，命我搜集可供参考的书籍。我回家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动物鉴》一册送去，先生翻阅后笑曰：此书材料丰富，有此参考，画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认真选材构思，jī未鸣即起chuáng，孜孜不倦地作画，不久百幅护生画圆满告成了。他将画稿给我看时，低声对我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并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我听后，深感先生的为人，时时想到别人的安全，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为法轻身jīng神的感动下，就毛遂自荐说，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先生见我至诚，也不固拒，于是护生第六集的书画，在艰难中提前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画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左右，终于圆满完成为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