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时期没事做，爸爸就勉励我学俄文。开头是他教我。爸爸学俄文是只看不读，所以发音较差。我们去杭州期间，曾请软姐的同事、跟了丈夫王季梁教授入了中国籍的名叫德孟铁的德国人教我们发音。
1951年初，我进了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一年后毕业，插班入中苏友协附设俄文学校(夜校)。还在读俄校期间，钱君匋先生创办的万叶书店让我白天去当编辑、校对兼抄谱。以后又和爸爸合作或自己独立，译了不少苏俄音乐美术文学方面的书。我觉得自己学俄文是对路了。因为有原作者在掌舵，我这译者只要划桨就可以了。这工作符合我只会临摹不会创作的性格。
1953年4月，爸爸受上海市陈毅市长聘请，当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馆方每月致酬100元。从这时开始，爸爸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爸爸的好友叶圣陶先生当时担任着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职，他鼓励爸爸把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法多介绍些进来。于是，爸爸和我合译了《中小学图画教育法》、《音乐的基本知识》之类的不少教育参考书。当时正彷徨歧途的美术老师这才敢教学生作写生画了。苏联“老大哥”也是从教写生画着手的，谁敢反对!爸爸从此也开始有了较多的稿费收入。
我还得讲一讲我家住福州路时的三件事：一是华瞻哥本来赴美国留学，新中国建立后，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二是元草哥参加抗美援朝去朝鲜了;三是宝姐在厦门认识了她在“双十中学”教英文时的同事杨民望(福建音专毕业在双十中学教音乐的)，一起回上海来结婚。那时结婚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新房是我家朝北的7平方米“亭子间”，就是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小间。没有装修，也没有添任何新家具。
他们结婚时，爸爸想请梅兰芳先生证婚。可是民望哥是基督徒，他不同意。后来终于请爸爸的好友谢颂羔牧师为他们证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婚礼。宝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也还挤在亭子间里，直到她工作的音乐学院编译所分配给她一个汽车间，她家才搬过去。
日月楼中日月长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爸爸未来的“债主”之一，我没有反对。
于是爸爸不听宝姐劝告，还是托人觅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帮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内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进弄第三家，门牌93号。即将最后谈妥时，我和满娘就到那附近去“观察”。
“啊，这里斜对面就是米店、药房，还有花店!”
花店对我们来说是从未见过的奢侈店。
“喏，还有小吃店，淮海路口还有这么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专卖收音机的商店和银行!方便极了!空气又好!”
那地带原是英租界，比四马路“洋”多了。我们两人好像到了外国似的兴奋。回家一一比划给爸妈恩狗他们听。
可是，正当大家欢喜雀跃时，爸爸却病了。病得不轻，是肺结核加肋膜炎。我也曾于1950年7月患过肺结核，可见福州路的房子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爸爸住了医院，抽了积水。房子已付了顶费，只待我们搬进去。怎么办呢?
“这样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进去，我和你妈妈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chuáng上无奈地对我说。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带着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层阁楼上，一楼二楼全让了出来。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顶掉了房子马上就要动身去印尼。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对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这木桃是我亲手种的。还有这山竺、这紫荆，你们可要保护好啊!”好像托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决定吃一顿洋晚餐———麦片加糖，那时视这为珍品。我下厨。煮好端出来，恩狗马上开始吃。
“啊呀!咸死了!”
“什么芽选”
我恍悟：原来我放糖时错放了盐!那时我们爱吃糖，不像现在忌多吃糖。所以我还特地多放一点。
次日，我们到后门口去刷牙。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去医院看望爸爸时，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讲给他听。爸爸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样子。
“爸爸病快点好，早点来住吧!”我们安慰他。
爸爸总算出院了!进门后第一句话是：
“一吟!你宝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医院里常想：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们和这房子怎么办!”
“爸爸别说这样的话，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吗?这里环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楼，把chuáng放在楼下，我也在楼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况一一描述给爸爸听。爸爸能起chuáng走动时，我们就让他搬到二楼去睡。他看到那室内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东南窗和西南窗，阳光充足，很高兴。晚上又发现上面有天窗，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爸爸不禁脱口而出。
接着，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么。忽然说：
“日月楼中日月长!”
“这好像是一句诗。”我顺口说。
“不，应该是一副对联的下联。那么上联呢……”
爸爸苦苦思索，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告诉了郑晓沧先生和马一浮先生。郑先生为他撰了上联“琴诗影里琴诗转”;马一浮先生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爸爸把这上联告诉了郑晓沧先生，郑先生也大加赞赏，说“星河界里星河转”宏伟壮丽，并表示自愧不如。
于是爸爸决定用马一浮先生的，并请求马先生书写。马先生那时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毕竟是大学问家。
爸爸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披，和这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爸爸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chūn秋，不算短。遗憾的是后9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这前12年毕竟是幸福快乐的。
耳目一新
吃饱穿暖以后，就会想到旅游。我们那时虽然不能和现在相比，也称得上丰衣足食了。抗战时期到过不少地方，但对爸爸来说，那和旅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