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知道，爸爸如此趋之若鹜去投奔的马一浮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学家。马先生是弘一大师在俗时介绍爸爸认识的。虽然马先生比弘一大师小两岁，但马先生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弘一大师很敬仰他。弘公曾对我爸爸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爸爸带领我们前去投奔的正是这位圣人。
且说我们走到南山路上，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我们一行16人走得快慢不同，前后望不见，只好各自躲避。飞机来了，丢了炸弹，据说是炸钱江大桥，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幸而大家无恙。下午约两点，居然会聚于六和塔下。
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也派作军用。正在为难之时，天又下起雨来。只得暂进小茶馆避雨。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小时。爸爸在这段时间内，为寻觅去桐庐的船，饱受焦灼、láng狈和屈rǔ的滋味。茶店老板企图提供我们一只敲竹杠的船而未得逞，就要赶走我们。爸爸答允付他加倍茶钱，他仍不同意。种种威吓欺骗、趁火打劫、冷嘲热讽，使爸爸永记在心，难以忘却。终于找到了一只船，爸爸来接我们时进茶店去付茶钱，看见茶店老板的棉袄非常褴褛，却又同情起他来，认为他的不仁大约是贫困所迫。
说起这只船，也是运气好。爸爸和平伯、章桂哥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姓赵的巡官。了解到我们有老有小一大帮人行路难，便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只，送我们到桐庐。那船夫是富阳人，去桐庐顺便，所以很高兴。我们上船后又遇到两个小插曲。有一个兵士把阿芳拉了去挑担，说是就放他回来;而我们的船头忽然跳上一个军人来，说声“借一借”，马上把船撑开了。幸而这两件事都只是一场虚惊。那军人只是借我们的船摆一个渡，摆到一艘大轮船上去取了东西回来就放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是平望我军大胜，敌人死伤无数，他们无论如何打不到杭州。我们一船人都拍手称快。回到岸边，阿芳也放回来了。大家又拍手欢迎他。连忙开船。爸爸只有到这时候才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晚饭我们用茶店门口买的油炸粽子充饥。饥者易为食，这粽子特别好吃。吃饱了粽子，我们便进入梦乡，只有船夫一人在辛苦地为我们一船难民撑船。岂知船夫竟打起坏主意来。船停下来了。船夫问平伯：到桐庐给多少钱?平伯说：讲好的25元，已付15元。船夫却一口咬定说那15元是给介绍船给我们的那个警察的。他竟罢起工来，独自上岸去了。爸爸怒斥船夫，平伯阻止了他。在这种时候，书生就不如机智的生意人了。平伯低声下气地对船夫说好话，船夫却说他撑不动了，还是平伯有办法，他也走上岸去，扶着一棵小树，和船夫谈判起来。终于谈判成功：六和塔下付的15元作废，到桐庐后再付他45元。平伯满口好话，陪了船夫一起下船。
平伯悄悄地告诉爸爸说刚才已在小树上用草柴做好记号，以便以后对付。爸爸是富有恻隐之心的。他竟然可怜起这船夫来。是啊，这船夫哪里比得上如今那些坏人。他敲诈竟不要求jiāo现钱，相信平伯到桐庐后会践约付45元。爸爸说“盗亦有道”，为维护这一线“信义”，爸爸竟想履行条约，到桐庐时真的付他45元。但平伯定要惩罚他。次日，平伯坐在船头上考虑了一阵子，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
“我有办法，到桐庐发表。”
次日晨，船到富阳，大家肚饥，上岸吃早餐，美味之极，连素不吃肉的爸爸看了我们的肉馒头也感受到它的广告力。怕兵要拉船，匆匆回船，继续进发。晚上十点半抵桐庐。旅馆里住满了兵。爸爸只得带了我们十数人投奔迎薰坊13号马一浮先生家。战前在杭州，住在马先生家附近时，爸爸难得去访问他，而且选择yīn雨天气，以免打搅他的诗兴游兴。访问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这次在半夜造访，自觉láng狈失礼之至。但马先生竟邀请我们一船难民全部住在他家!事出无奈，我们只得像侵略军一样占领了他家一楼一厢。而且在他家客厅里演了一幕丑剧。
1949年与马一浮合影于杭州蒋庄
桐庐县政府为卫护马先生，在他宅门外安置了卫兵。那船夫一见卫兵，心就慌了。人和行李全部进了马先生家之后，他等候收取45元，这时，在荒郊低声下气的平伯忽然满脸溅朱，一把抓住他的胸部，骂他半夜敲诈良民，要拉他到警察局去。船夫那短小的破棉袄被他使劲一拉，半件缩了上来，露出裤腰和肉体。大人们上前劝解，平伯才放手，转身向马先生申诉。船夫在进马先生家时心里本来就有点慌，这时连忙跪倒在地，赌咒发誓。最后平伯才答应不送他去警察局了，照旧付了他10元钱了事。我想，爸爸这时心中可能又在同情那船夫了。他又会说：我“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关于这一段情节，在逃难打油诗里我们只记得以下几句：
平伯先讨饶，好话几千声。(吟按：‘声’念‘商’音。)……
船到桐庐后，寻着马先生。(吟按：‘生’念‘商’音。)……
平伯怒气冲，当厅倒扳账。船老大哀哭，××打圆场。
这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因为没有垫被，半夜喊冷，惊动了爸爸。次日他就上街买来垫被。
晒太阳“偷”萝卜
16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20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11月28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4天，我们一行16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16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