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应“非常委员会”的“要求”，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
宋美龄身着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参加复职仪式。她又当上了“第一夫人”。后来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驯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于是夫唱妇随，她又当了25年的“第一夫人”。
然而，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承传变化，宋美龄无奈地意识到，她对大政方针的影响明显降低。在惆怅与失意中，宋美龄仍不忘展露余威，因此活动并没有减少。
十六、退而不休，操纵妇女界
宋美龄所受的西方教育使她养成了一种男人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希望自己身为男子汉，因为她像男人一样爱掌权。在台湾，仅仅一个“妇联会”的会长是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望的，她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的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了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复康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在众星捧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尽管如此，宋美龄仍然感到失落，她要的不仅是妇女工作这块阵地。然而，在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中，她输给了继子蒋经国。血浓于水，在妻子与儿子的权力之争中，蒋介石抛弃了宋美龄，选择了蒋经国。
1954年4月，宋美龄在华盛顿逗留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席位的提案。她回到台湾庆祝蒋介石67岁寿辰的时候，在松山见到了一个表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人们表面上对她毕恭毕敬，宋美龄的好友卢斯夫人的朋友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买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人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上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官员周书楷前去jiāo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情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然而，这更惹恼了她。她将这位官员召唤到寓所，斜躺在chuáng上问周书楷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书楷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书楷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不是你的仆人!听到这话，宋美龄马上从chuáng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简称“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jiāo给了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79岁高龄，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gān部。国民党中央前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由宋美龄控制，钱剑秋有她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然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剑秋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碍于“第一夫人”的缘由，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国民党“十三大”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和组织，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gān事王亚权是宋美龄的另一员大将，新主任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
十七、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qiáng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常“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又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jiāo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像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等人，在50年代，常常进出白宫，为宋美龄出了不少力。“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