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45)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5月21日“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谈企孙就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问题”,2日“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5月30日“十点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体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长出了一口气。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史语所。想不到叶企孙上任不久,就因为聘请陈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记闷棍。

  雾都遥念陈寅恪(1)

  雾都遥念陈寅恪

  1939年chūn,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为陈氏此行,对方已安排该校1939年,陈寅恪与家人在香港

  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这一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一直住在港岛的夫人唐筼患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团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机会一并医治,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常委、主持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抵港后,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联大,等待可行的机会。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jiāo通线,出兵攻占南宁,昆仑关陷落,滇越jiāo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在港大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1941年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此时已辞去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刚刚携妻带子乘船抵达李庄的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拖着病体连续拍发电报,请求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等人设法营救。经过杭立武、朱家骅等人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陈寅恪于被困香港近半年后的1942年5月5日,终于突出重围,携家登船逃离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桂林,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多亏这个营寨的人员鼎力相助,陈寅恪一家于艰难跋涉中暂时有了一个歇脚之地。

  按照陈寅恪长女陈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仁也翘首以待,渴盼着这位“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到来,为抗战期间中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另三处学术中心是重庆、昆明、成都)。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稍好一些之后再做他图。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虽“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藉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雾都遥念陈寅恪(2)

  陈寅恪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发出时,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总gān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pào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陈寅恪与叶企孙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可谓患难与共,直到迁往长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jiāo情。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时,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jīng明,开始为陈氏一家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销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专职与兼职有根本区别。在复叶企孙的信中,傅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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