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多次写道，旗人是极重视规矩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几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定禄是“真讲究”的典型。在牛牧师赴宴一节，作家为我们详细描写了定宅有着豪华陈设的院落、花园、花厅、暖阁等等，充分揭示了这个旗人富豪的挥金如土的生活。作者还特意jiāo代了这样一个细节，定大爷每想吃熏jī或烤鸭，王掌柜必不能在账上如实地记上一两银子，否则，定大爷就要发脾气，“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诚实的王掌柜在良心受谴责的情况下，至少要开十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定大爷在“真讲究”中安闲度日，而那些贫苦旗人则在“穷讲究”中痛苦挣扎。“我”的母亲就常常为给亲友行礼而发愁。每遇婚丧大典、拜寿贺喜，缺礼是决不行的。“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qiáng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这些陈规俗理儿，对于穷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负载的负担，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绳索，越勒越紧。通过这些习俗描写，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显示了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的状况，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认识价值是重要的。
老舍还常常将风情民俗的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气，相映成趣，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在关于祭灶的描绘中，小说就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何况“我”的姑母又是寡妇，她自然是不具备主持祭拜大典资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却另有她的乐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yīn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有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英兰斋满汉饽饽铺里的关东糖的特点，用小缸盆藏糖的方法以及祭灶之后躺在被窝里吃糖的神秘状况，这一切，都是那么鲜明地刻记着民族习俗的烙印，同时在由风俗画所构成的环境描写中，姑母的自私小气的性格，以及她对灶王爷的并不虔诚、并不严肃的信仰态度，也bī真地刻划出来了。福海二哥是一个聪明、机灵、诚实、有头脑的满族青年，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他。我们只看他请安的一个细节：
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1”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
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chuī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chuī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jī地侍立。她须jīng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由于自幼的薰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jīng神。类似的例子，在《正红旗下》中是很多的，譬如通过祭灶时放鞭pào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jīng神状态;通过对大姐婆家雕花大佛龛的气派以及供品的铺张的勾画，表现大姐婆婆“虚张声势”、“瞎唬事”的性格;通过母亲领来饷银之后盘腿坐在炕上作经济预算的描写，表现母亲的jīng细、节俭与负债造成的jīng神痛苦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结合着风俗画的描绘刻划人物的，这不仅使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加情态bī真，生动传神，而且显示了人物性格所应具备的特定的历史内容。
风俗画描绘，还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洗三时，亲友们的“添盆”，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我”的牙chuáng，最后，用一根大葱打“我”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些描写，烘托了“洗三”仪式的喜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能够使读者自然地进入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中去，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正红旗下》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风俗画的描绘所显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之外，在人物刻划、结构布局、语言艺术等方面，都保持了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把老舍的小说艺术，推向了高峰。作为老舍四十年文学创作的压卷之作，它的确具有真正的扛鼎之力，它必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第二十二章 历史悲剧的前前后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chūn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jīng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jīng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