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辛苦的，同时也包含着欢乐。小说本身所带有的自叙传性质，以及它的长达几十年的构思和酝酿，都会使作家在创作时，感到畅快。可惜，和痛苦jiāo织在一起的这种畅快之感未持续下去。大约就在动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gān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chūn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yīn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dàng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我”的父亲，是一位“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体面”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我”的全家，便“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she箭，把毕生的jīng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gān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八旗制度的涣散与缺乏战斗力，还表现在，吃空头钱粮的人数多。“我”的姑母是一位寡妇，但却吃着好几份钱粮;有钱人家的小罗锅或小瘸子，只要肯花钱运动，也能通过枪手(即代人应试者)而当兵吃饷;有人给佐领家送两只大绵羊，也居然可以补缺，每月领四两饷银。无怪聪明能gān的福海二哥在作过枪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八旗制度的腐朽，实际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提出的“八旗生计”问题，实际是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控诉。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问题。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的倾销控制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牛牧师，他不学无术，连教义都不通，一心想的是在中国发横财。民族败类多老大勾结上牛牧师以后，依仗教会的势力，对小肉铺的王掌柜进行敲诈勒索，王掌柜忍无可忍，顶了他。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jian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yīn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少管闲事”。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jīng神!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