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一方是当今朝廷的要人，一方是财大气粗的新兴资本家，一个要借维新运动的失败，试图杀一杀对方的威风，以显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则不卑不亢，话里有刀，表面的奉承、谦和中，分明显露着对对手的不敬，显露着继续较量的勇气。这不是什么正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在邂逅之时，两人逗嘴皮子而已，然而，老舍把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性格特征，写得维妙维肖，十分bī真。这是真正的传神之笔。它不光“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之“神”，也“传”了社会环境之“神”。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变动之中：维新派领袖被杀头了，顽固派重又猖獗;维新派暂时失利，但是坚持维新立场的人，并不甘心于退出政治舞台。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几段平平常常的对话，却真实地揭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面貌，这种既写人又写事，能够把人物性格刻划与社会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话，真正具备以一当十的功能，非大手笔是写不出的。
其三，是幽默。《茶馆》的幽默感，是对同旧社会和对反动人物的讽刺联系在一起的。老舍曾经说，穷，使他好骂世，但是他的笑骂，“又不赶尽杀绝”(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就看出，他不赞成把讽刺搞得太直、太露，而主张用语要委婉含蓄一些，以便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幽默。《茶馆》语言的幽默，也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二者的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令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讽刺场面。在第二幕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宋恩子和吴祥子进茶馆之后，松二爷认出了这两个老式特务，赶紧上来请安，王利发受了感染，也请安，宋、吴二人愣住了，于是有下面的对话：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这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宋恩子、吴祥子的“灰大褂”，不仅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脱掉，反而在民国的统治下成了铁饭碗，这本身就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松二爷、王利发以清朝的礼节待他们，更加qiáng了事物原有的讽刺性。老舍进而又让松二爷和王利发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回答宋恩子的问题，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通过一笑，不仅使读者或观众得到了一次美感的享受，而且经过回味，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这两个黑暗时代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可见老舍的幽默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是qiáng烈而又严肃的。作家不只把幽默的语言赋予他所同情或支持的人物，有时也赋予他所否定或憎恶的人物。唐铁嘴、刘麻子、huáng胖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甚至那个只露面一次，老把“好”说成“蒿”的沈处长，作家在刻划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注重语言的个性化，一方面则竭力使其语言生动而又可笑，让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批社会渣滓的可恶、可憎，领略幽默背后所显示出来的埋葬旧时代的严肃主题。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qiáng国侍候着我一个人”，bī真地bào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chūn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qiáng，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cháo，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