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说，他想把乔仁山写成一个“罕默列特”(即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式的人物，这个剧本最初的题目就叫《新罕默列特》，从这一段独白看，老舍的确在写一个复杂的性格。乔仁山的理想、热情、思考，他的顾虑、缺少决断和略带悲观，是揭示得相当充分和深刻的。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jīng神苦痛和重重矛盾，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他们彷徨和苦闷，是很自然的。然而，乔仁山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老舍不会让他的青年主角永远犹豫和悲观下去。老舍说：“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为，而略悲观颓丧而已。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乔仁山最后终于冲破家庭的牢笼，战胜自己的弱点，勇敢地奔赴抗战的前方去了。老舍这样处理，决不是给作品硬添上个光明尾巴，而是对最终走向抗战的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礼赞，也为正在彷徨苦闷的青年指明了出路。它使剧本所表达的主题更完整、更深刻了，而且和老舍抗战以来多次阐明的文艺应服务于抗战的主张是一致的。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这是一个对比。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老舍说：“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李颜是“疯妇”，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疯”，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qiáng，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qiáng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jīng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chūn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jian，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jian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dàng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艺术探索jīng神的作家。写话剧，本来是他宣传抗战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决不因宣传而忘记艺术。在创作中，他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力争通过完美的艺术，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这种探索jīng神，使他对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点，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与把握，这就为他建国以后从事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的抗战剧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时间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后。中间的五年，创作的重心是话剧与通俗文艺，小说写作几乎近于停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所写的短篇小说，多数都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了。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正面描写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严肃主题，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头人》等。《浴奴》中胖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有感人之处。这个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当小陈和小孙两个社会渣滓，拐骗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时，胖妇人趁机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bào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jian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cháo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