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_欧阳哲生【完结】(36)

2019-03-10  作者|标签:欧阳哲生

  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璠。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成基近习,祸已及亲尊。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83]

  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浅俗”。“同光派’,与以huáng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诗社”。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楔”活动的记录。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qiáng的jīng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曲学陋儒”所能理喻。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huáng庭坚那种“诗人之诗”。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学术本源”。这种看法与“同光派”提出的“学人诗”,“诗人与学人合一”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qiáng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刘先生之得荆州”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huáng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苦药”,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làngcháo,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宋诗派决意冲破“诗必盛唐”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艳科”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huáng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发韧的。而“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一词即含贬义,到了晚清这种色彩仍很浓厚。一般文人认为,小说既因缺乏真实而和历代史书相抵悟,又因行文轻薄,事涉yín乱,且常有聚义反叛的描写,而被视作末技小道,摈弃于文学的大雅之堂外。严复、夏曾佑破除传统文学成见,1897年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85]一文中,即以传统态度承认小说的力量,又以外来的进化论学说说明它内在的感染力。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论证英雄男女为人类的普通性情,“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不能以描写英雄、男女之情而菲薄小说。严、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呼唤小说革新的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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