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_欧阳哲生【完结】(13)

2019-03-10  作者|标签:欧阳哲生

  严复对康有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32]他之所以反对设立保教会,主要理由是孔子学说流传至今,已发展成多种流派,可以说纷纭复杂,设立保教会无所适从,不知保那一派。“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夫孔教之行于中国,为时若此之久,为力若此之专,即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之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33]自然,设孔教又有何益?!

  (三)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兴趣所在不同。康有为对西学的把握失之肤浅,有时甚至是误解;严复对西学jīng义的阐释相对要全面、深刻。

  康有为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源流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之寻求“西学”主要是为了变法决策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政治理论方面。他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设议院以通下情”,但他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国会制的实质却欠缺基本的了解。他在替当时的一个内阁学士写了一篇奏稿,内中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qiáng,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行政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不得qiáng?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来东西qiáng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qiáng,可计日待也。”[34]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光绪帝如何将政权下放,以求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抵抗外rǔ,达到救国qiáng国的目的。有趣的是,康有为当时主张下放政权,但不主张全部下放政权。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所已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是君主把统治权全部jiāo给内阁,而自己居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最早实施这一制度的是英国,后来日本等国也起而模仿。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还不知道“虚君”是君主立宪制的实质。他虽已提出三权分立、宪法等名词,也仅限于谈谈而已,并无实行之意。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内容是“君民合治”,所谓“君民合治”,也就是介乎君主和民主之间的君民共主。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构想。即使如此,戊戌变法也未做到这一点。民国成立以后,康有为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国参政,提出“虚君共和”,以示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相对抗,然而这一口号除了为封建的遗老遗少所利用外,已无任何历史进步意义。

  严复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背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他之评介“西学”主要是为了更新中国士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哲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上。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jīng神,他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jīng之诚,践其至实之途。”[35]科学jīng神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jīng神,而且也是对于人的思维的一种严格训练。他说:“且西土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揭,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36]这里所批评的“恫疑虚揭,荒渺浮夸”正是传统士人治学所存的严重缺失。

  严复对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源流作了回顾。西洋“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廊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学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免而已矣。”[37]严复当时所具备的这些近代科学知识不仅康有为不能及,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凤毛麟角。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严复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称“观察”,或称“演验”。在聚列同类事物的时候,有些“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观察”之法;有些“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演验”之法。“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古代中西学术大致只做到考订和贯通这两步,“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近代科学发明了一补救方法——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上述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内导”和“外导”,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这就包括考订和贯通两层;“外导”则是用一个已有的公例作为前提,“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由此推出“断案”,如果这个断案合乎事实,这就证明公例是正确的,所以外导是“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38]这实际上指的是试验。

  严复上述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绍,可以说是抓到了近代科学的实质。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人们一般注意到“考订”(搜集材料)和“贯通”(寻求规律),但很少能进入第三层——“试验”。因而近代科学实验法与“中学”无缘。鉴于清代士人钻故纸堆的倾向,严复还特别qiáng调,研究科学“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他说:“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39]他这里所说的“无字之书”,就是自然和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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