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_欧阳哲生【完结】(10)

2019-03-10  作者|标签:欧阳哲生

  最后,严复对其提出的“三民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方大思想家赫胥黎常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相形之下,“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这两种完全异旨的治学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西方近代学术,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读书只供参考,故其能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学术,完全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治学的正途,所以始终跳不出古人的圈子,学问终归无用。因此,严复坚决主张大讲西学,废黜八股,“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政治与学术,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说:“且其为事也,又—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jīng之域,盖寡一事为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政治与学术相辅相成,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严复分析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原因是历代君王视臣民如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钦?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可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说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之下,要高明、优越得多。法令由议院制订,官吏由人民推举,人民遵守法令不过是“各奉其自主之约”,“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四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因此,严复主张:“居今之日,偏听偏信进吾民之德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有了这样健全的议会和民选制度,那么“民之忠爱”、“地利之尽”、“道里之辟”、“商务之兴”以及“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都可以藉此获得发展。可以说,严复的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来替代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

  总之,严复在《原qiáng》中提出了一套维新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振兴中华这一总体目标。接着发表的《辟韩》和《救亡决论》可以说是《原qiáng》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一方面的思想。其立意是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而达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目的。他先例举韩愈《原道》中主张专制的典型理论,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作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今,则失其所以为巨;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君为民而存在,还是民为君而存在。韩愈认定是民为君而存在。严复指出,这既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民重君轻”的天下之通义,也不合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qiáng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1]中国有着专制的政治传统,西方则有遏制专制的民主政治。“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既然如此,“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因何所往而不败?”[12]这里,严复对中国传统政治已是下了一个总的诊断,他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中国的积弱联系在一起,尤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批驳韩愈《原道》的基础上,严复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他依据“民约论”的理论构架,认为正因为社会上“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qiáng梗,有其患害”,而普通民众忙于生产劳作,势不能兼顾,于是人民就会自然地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严复看来,这就是国家之所以发生,国君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这种类似“民约论”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早有表述,它构成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辟韩》言词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故其很快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它发表后两个月,张之dòng就指使屠守仁作了一篇《辨辟韩书》,大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大有大难临头之感,后经郑孝胥从中疏解才安然无事。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极大反响。

  《救亡决论》一文则就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主张作了更为透彻的发挥和阐释。文章开首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接着,严复力陈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以为“然而救亡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13]在对科举制度加以抨击后,严复又将锋芒转向传统旧学。他在清理中国“旧学”时将其分为三大门类——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关于辞章和汉学考据,严复这样斥责道:

  自有制科以来,士之舍子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称苏、huáng;七子优盂,六家鼓chuī。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14]对于宋学义理,严复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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