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被组织上送进了卫生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医科大学，学了三年的医术，去年九月份结束学业，分到了中央门诊部，当了医生。”
“嗬，小杨，你还是个大学生哩，我呀，可是个大土包子，只念过高小，连初中都没机会上，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呀!”
王树声瞧着杨炬，慡朗地笑了。杨炬听了，却不乐意，说：“瞧你这个大首长，尽拿我们开心，你再笑我，我就不说了!”
“行，行，我不说了。你继续讲吧，我一定洗耳恭听!”
杨炬笑了笑，思索了片刻，说道：“来延安，的确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来了以后有一件事差点把我弄得心灰意冷。前段时间，有几个领导突然追问我的家庭出身。他们得知我家有祖传留下来的几十亩田地，而且是雇人耕作，属地主成份，便把我当作重点对象，进行盘问!”
“他们问你些什么?”王树声关心地问道。
“他们提的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什么‘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跑到延安来受苦，这当中肯定有原因’，什么‘受过哪些反动教育，是不是对工农群众怀有敌视态度’等等。我向他们坦白了我的思想经历，以及来延安的目的。
并不是每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都是坏人，他们不知为什么怀疑我。“
“小杨，你跟他们说清楚了吗?”
“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认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来延安肯定有什么目的。后来，他们gān脆怀疑起我是特务了，问我有没有参加青年党，是军统的人还是中统的人，这个人走了那个人来问，转番着来，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休息，把我问得烦透了，冲着他们吼了几句!”
“你怎么说?”
王树声也觉得那些人问得很离谱，同情地问道。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就算了，你们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我问心无愧’。我说完了，他们反倒不再问我，后来经过调查，说我没有问题。
我就是想不通，他们凭什么乱整人!“
杨炬提起这件事，仍觉得很委屈，满脸的不高兴。
“小杨，你应该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当前有一些同志仍然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流毒仍没有清算gān净。你出身于地主家庭并不等于你就是坏人，这有悖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方法。那些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可能是由于他们自己思想改造还不彻底，但我们党绝大部分同志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你必须看清楚!”
“嗯，事后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少数人并不能代表全部，只要我对党忠心耿耿，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另外，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很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派遣特务时时不忘颠覆边区红色政权，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你刚从南边来，自然有人怀疑你，这也很正常。年轻人容易生气，想通了，大家都是革命的同志关系，谅解宽容很有必要。你说，对吗?”
王树声耐心地开导杨炬，同她摆道理。杨炬信服地答道：“知道了，我想通了，你呀，不愧为当领导的，说起话来令人心服口服!”
杨炬陡然有一种安全感，她觉得王树声坦率、豪放，而且善于关心人、开导人，像亲人一样，心中升起一股柔情。
第一次约会，王树声即大功告成!
从此，在窗外飞雪的温暖窑dòng，在桃李盛开的宝塔山麓，在清清流水的延河畔、百鸟欢唱的大树下，都留下了这对恋人的足迹。他们沐着chūn风，披着晚霞，把欢声笑语洒遍了边区。情意绵绵，芳草依依。
经过一年光景，播种在两人心田的爱情种子，悄悄地萌芽了。这天，他们又相约在落日余辉中。
他们俩漫步在田野中，笑语不断。晚霞映在杨炬的脸上，红透透地，显得格外妩媚。她边走边对王树声说：“你喜欢诗歌吗?”王树声一愣，立刻明白了杨炬的意思，便实话相告：“我这个大老粗，没啥文学细胞，倒是你把我引入门了!”“我?”杨炬惊讶地问。“还记得那天晚上你的诗朗诵吗?”
“什么诗朗诵?”“瞧你的记性!就是那首闻一多的诗，你听着，我背给你听!”王树声清了清嗓子，摆好架势，煞有介事地朗诵起来：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着火……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王树声慷慨激昂，学着杨炬那天的样子，挥手，顿脚，颇有气魄。
“你又在笑话我，我生气啦!”在王树声面前，杨炬有点娇嗔，故意刁难他。
“不要这样嘛，革命青年不能动不动就生气。说真话，有些革命诗歌写得很好，格调高，有激情，能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原来长征途中，有些红小鬼就常编一些打油诗，为大家鼓劲。”
杨炬一听说长征，就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说：“能背一首听听吗?”
“让我想想——”王树声思索了一会，即兴来了一首：过草地，走山岗;肚子饥，心发慌;煮牛皮，喝鲜汤;同志们，加油!
鼓足gān劲找中央!
杨炬被逗乐了，“咯咯”直笑：“真有意思，长征途中趣事真不少。你们以苦为乐，这种乐观主义jīng神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他们俩有说有笑，走到一块石块旁，坐了下来。
一年多时间，王树声和杨炬彼此之间都相当了解，心照不宣，谁也不肯主动挑明。还是王树声首先敞开了爱的胸怀，把话题引到婚姻上来。
“小杨，你有没有兴趣，我给你讲讲我以往婚姻上的经历?”
“美人爱英雄，千篇一律的故事，对吗?”杨炬顽皮地一笑。说道。
“说起来话长，那是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啊!”王树声摆了摆头，神色庄重地说道。
“怎么回事?”杨炬百思不得其解，愕然。
“我二十二岁那年，正值1927年革命处于低谷，家里却qiáng迫我成婚。老祖母从小便为我订了娃娃亲，对方叫胡静贤，是一个小财主家的姑娘。本来我参加了革命，无心事操办婚姻，但拗不过老祖母，就这样，两个从不相识的人被绑在了一块。”
“她怎么样呢?”
“凭心而论吧，她的人不错，为人厚道。但是，qiáng扭的瓜不甜，我一门心思闹革命，与她没几句话好谈，因此，我经常呆在队伍里，宁愿打游击也不回家!”
“人家新娘子多委屈，以后呢?”杨炬兴趣浓厚地问道。
“有一次，由于革命的需要，我准备带队伍远离家乡，她来了，让我回家，我没答应她。想到平时在一块的别扭劲，想到革命者生死难卜，我一咬牙，告诉她好合好散，让她找一个人改嫁。明摆的事，我们革命的人，哪一天都有牺牲的可能，不能害她一生呀!我随着队伍远走高飞，她也找了一个当地人改嫁了!”
“再后来呢?”
杨炬被王树声的经历吸引住了，追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