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_冯小刚【完结】(27)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小刚



  葛六亿:“别忘了给我跟警察作个证,你可别也是个小人。长得有点模样的女的,都有点让人不放心。”

  刘小芸反问:“我好看吗?”

  葛六亿端详着说:“乍一看不怎么样,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刘小芸笑了,她推了葛六亿一把:“你好讨厌啊。”

  阮大伟和几个朋友分乘两排上行的缆车上。

  阮大伟回过头对跟在后面缆车上的人说:“呆会逮着他了,先给他抽成一胖子,(指着脚下树林间山泉冲出的河道说)然后等缆车下来的时候就从这给他扔下去。”

  后面的人问:“不剁他了?那你刀不是白带了。”

  阮大伟:“不剁了,改摔他了。”眼睛俯看着脚下掠过的地形说:“这不行,太矮了,得找一高点的地儿扔。”

  后面的人又问:“摔死怎么办呀?”

  旁边的人:“你还认真了,让他过过嘴瘾吧。”

  阮大伟指下面的一道深沟喊:“就这儿就这儿,就从这往下扔。”忽然他愣了,指着下面的手僵直地停在空中。

  顺着阮大伟的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葛六亿站在一块巨石上,向着空中的阮大伟挥于:“伟哥,我可是守信用的。咱俩这算见着面了吧?小芸在上面等着你呢,你把钱从这给我扔下来。别琢磨了,你也没胆跳下来,还钱吧。”

  阮大伟无奈又恶狠狠地说:“行,你真是够高的,我给钱。”说着拉开提包的拉链,把一提包裁成人民币大小的纸钱撒向葛六亿,嘴里说:“纸钱,留着自己烧去吧。我就防着你这手呢。”

  纸片在葛六亿的头顶飞舞,像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山谷里。

  淤出来的聪明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bī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qiáng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 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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