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_冯小刚【完结】(17)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小刚



  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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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不知道瑞士人为什幺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qiáng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chūn节期间播出。

  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我用了3 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 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人间指南编辑部”,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mpanel(1);

  我想起一件往事,6 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你说我能不急吗?

  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万事如意》如期在九七年的chūn节播出了,平心而论,由于剧本的原因,戏很一般,但仰仗着盛名,收视率还算不低,相当于过去存了一笔钱,这次取了利息。

  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而它的始作俑者非郑小龙莫属。

  九七年的chūn天到了。从那时起,借着《万事如意》吉利的片名,我拍电影的事情也开始有点万事如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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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ūn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yīn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 “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gān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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