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关于朝鲜研发核武器是一定要阻止的，如今我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核武器必须完全废除，这是朝鲜以外参加六方会谈的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与俄罗斯在紧密的互助下异口同声的共识，并相信若要让朝鲜停止核武器实验，就必须明确指出当他们放弃与不放弃核武器时会有哪些利益与不利。
第一次爆发朝鲜核武器问题时，身为第一在野党代表，我无法再继续袖手旁观。所以在2005年2月朝鲜发表核武器保留宣言后的一个月、也就是3月时安排了美国访问，5月时安排了中国访问，去说明我所构想的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方案，请两国一同积极努力，并就核心当事国美国与朝鲜间的信任恢复，以及中国必须在朝鲜与美国中间协调努力的重要性来做进一步说服。
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在代表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表达了我对朝鲜核武器的想法，还以“饭桌论”来举例说明。
“在西方用餐时，汤、主餐、甜点依次上桌，但在韩式餐桌上，饭、面、汤和菜会通通一次全部上桌。朝鲜核武器问题虽然也可以像美式风格一样，以阶段式的方式循序渐进，但对韩国人来说，我们比较习惯将所有解决方案放于一桌一次性解决。”
为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并提出解决方案。
国防部出身的军官们，非常专心地倾听着，并做着笔记，可以真实感受到美国最高首脑们也都对朝鲜核武器问题高度关注。
演讲结束之后问题不断提出，美国前驻韩大使汤姆森·霍伯说：“我对‘美国不应对朝鲜核武器问题只做理论性思考，必须保留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思考方式差异的空间’这段话印象非常深刻。”并表示了他也深有同感，而关于我所说的“看着为了领取美签证而凌晨就在美国大使馆外大排长龙的人群，就连支持韩美同盟的许多韩国人也都感到自尊心受伤”这番话，大家则是非常沉重严肃地聆听着。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专题演讲中，为了展现要是朝鲜放弃核武器，未来会多有希望，我主张以“朝鲜经济重建”为目标所进行的“朝鲜版复兴计划”，且qiáng调必须要能具体提出大胆的利益才行。相反，我也详细说明了要是朝鲜不放弃核武器，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并qiáng调建构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环境，是我们未来的政策目标。
演讲完毕之后，学生不断踊跃提问。有位学生举手问道：“关于韩美同盟的问题，您认为美国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为了新的韩美同盟，不管是韩国或美国，双方都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东方有句成语叫作‘易地思之’，意指若要成为更信赖的朋友，就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多想想，我认为除了韩美同盟外，朝鲜核武器问题也需要这样的努力。”
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是我身为大国家党党代表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稳定之前，我仍会持续不断努力，对于朝鲜核武器问题的解决原则也决不会有所动摇。
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
2005年5月我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那年2月，朝鲜发表宣言声称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又回到之前的紧迫局势，为了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3月我到美国访问，4月进行完再补选后就前往中国了。
当时中国是供给朝鲜百分之八十能源的盟国，主导六方会谈，并且全力将朝鲜拉入对话中。为了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恢复信任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我们急需有一方担任劝说角色，让当时拒绝对话的朝鲜出席对话场所，而中国正是担任此角色的绝佳国家。
2005年5月24日，我与胡锦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面。胡主席以往都会配合来宾抵达时才出现在会谈场所，但那次打破了外jiāo惯例，提早抵达等我，他那仁慈外表下的英姿雄风让我印象深刻。我以苦学的中文向胡主席打招呼，胡主席惊讶地睁大了双眼并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下开始，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目前最重要的话题——朝鲜核武器上。
与中国主席胡锦涛谈论朝鲜核武器与理工人才培养的问题，相谈甚欢。
“我认为目前六方会谈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与美国长久以来累积的不信任感，为了降低两方之间的不信任，使双方能重启对话，除了两国必须各自努力之外，我认为也需要一个中间协调者，而我认为中国最适合担任中间协调者。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扮演着良好的桥梁角色，我期待未来中国能更积极地担任此角色。”
我qiáng调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信任恢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切实需要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胡锦涛主席的想法也与我一致。
“关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通过沟通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政府持有一贯立场，重返六方会谈有着许多难处，因朝鲜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太多不信任，相信通过沟通和平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对所有国家及国际社会都会有利。只要有一丝希望，中国还是会为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和平解决努力到底。”
听到中国最高领导者承诺不会放弃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虽然仍面临艰难情况，却给了我一剂qiáng心针，相信只要六方会谈参与者共同合力，绝对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聊了理工人才的培养政策话题，我与胡主席同为理工背景出身，我主修的是电子工程，胡主席则在清华大学主修水利工程。
我以会谈前一天参观的中关村作为话题切入点，结果胡主席的兴致马上变得高昂，声音也更有活力。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有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名门大学，也有无数的IT企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光是在中关村工作的本科以上高级人才就多达三十六万名。我亲眼见证不断吸取世界技术与资本的中国技术现场，也感受到了那股非凡气势。
“曾经还是农村的中关村，竟然能在短短五年内脱胎换骨成为开发尖端技术的科技园区，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当我表示对中关村的变化与发展感到惊讶时，胡主席的眼神更加明亮，并对我述说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培育政策。
“1960年代，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培养了许多理工科出身的人才。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人也成了社会领导阶层。”
听了胡主席的说明，想起我国国民曾经对理工科避之不及的事实，不禁感到焦虑。我国也在1960年代，提倡唯有技术革新才是活路并致力于科技发展。当时科学家们频繁进出青瓦台，父亲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到研究现场与科学家们对话并给予支持鼓励，这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经济危机一爆发，最先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就是技术部门，并缩减研发费用，科学技术基础就这样瞬间瓦解。历经四十年所累积的基础，竟在一瞬间崩塌，从前是最厉害的优秀人才才进得了理工界，现在则是鲜有人要到理工界，最近甚至还有毕业于名校理工科系的硕士生，插班进首尔大学医学院重读的事情。果断使其倒塌很容易，但要重新扶起则是困难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