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兵死了用两块破席头埋葬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看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花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死人。抬死人的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死了，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我问给了他们多少钱?他们说：“每人五角五。”问排长在哪里?他们说：“排长和团副正在上船，还有三十多个病人，有几个快要死了，也刚刚弄上船去。”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我问他们这个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由贵阳来的，又问团副和排长他们把兵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把兵送到宜昌去。我问这个排长：“你们一个兵，死了给多少烧埋费呢?”他说：“十五元。”我问他：“你给叫花子一元钱，其余的做什么用?”这时排长说：“错了。”我对县长说：“可以不可以替这个故兵买一个棺材?”他说：“可以的。”这才重新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把这个故兵埋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在半路上就死去，这完全都是带兵的没有招呼好。今天我遇上这个事，我算做了兵的大孝子，县长做了二孝子。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叫花子抬着故兵一直对着我来，否则我也就遇不见他了。”我想，也许是这个故兵的英魂使着他们到我这里来的。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一切医药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到了贵阳督练第九十九军。名称是第九十九军，实在只有一师人，而且这一军能到操的只有二百多人，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吓日本人还是欺骗他自己。军长叫傅仲芳，他说他有一百多处勤务，出操不能有多少人出来。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哪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我在大操场里教他们唱歌和几本问答书，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也是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眼看着在那里等着失败，奇怪不奇怪!
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十八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pào台，每个pào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pào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察这项工程，听说有人给告发了。蔡继伦本是一位极不实在的人，他做过多少小事，不是诳骗，就是欺诈，这一回被人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本来这个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买通了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第十八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许多次战斗演练，比较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稍好一点。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jīng神教育，不注重战斗she击。此外还有个毛病，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可，战时怎么办呢?只有失败。
第41章 办中央训练团最糟糕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主席，我也在场。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你们这些常务委员管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国家都快完了，你们这些常务委员是不是都睡觉了?”
问得主席没有话答，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讲新生活的教官一上台就说：‘我向来都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偏偏地叫我来讲，我讲什么呢?’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就受这种训练吗?这样子不是中华民国倒霉了吗?你们若不能办，不办不是好吗?”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来吗?因为跟着党里的人来，青年团的就不愿意，若跟着团里的人来，党里的人又不愿意。人家现在公开地说：‘gān脆我们就不去，不论党和团，我们都不参加。’这是实在的情形，你们当主席，当常务委员，你们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你们办事办得这样，什么事情不办坏了!”
又一位江西省党部委员站起来说：
“在讲堂上讲功课，一位教官说 ：‘国民党太腐化了，并且是太无能了，我们要组织青年团，把国民党打倒，我们来代替他们。’主席，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党员，能怪我们吗?我们在讲堂上把教官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既然办训练团，应当不应当要个妥当计划呀?你们不是把党弄着玩，把国家弄着玩吗?”
主席旁边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还是朱家骅当每一个人骂完了，他站起来说：“别骂了，同志，骂的够瞧的了，下次我们一定改了。”他们三个人脸比红布还红。还有许多省党部委员顿着脚，捶着胸，骂着说，“你们都是饭桶，为什么把事情办得这样坏?”朱家骅又站起来说：“我也知道太坏了，请你们留点脸吧!”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个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找了来?”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又说：“糟糕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糟得这么厉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说了，人家也不听。”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这就是蒋介石花了几百万万办的中央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的jīng神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