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地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jiāo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 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qiáng。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的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
二月二十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地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 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得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第18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二十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二十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 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地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地变成了神经病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 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huáng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huáng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huáng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 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huáng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 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廷。“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骥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骥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gān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 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rǔ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huáng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