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15)

2019-03-10  作者|标签:龚济民+方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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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四十自述·bī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cháo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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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cháo》,《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jiāo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jiāo。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chūn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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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làng漫主义jīng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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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cháo中拍làng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làng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cháo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làng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làng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làng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làng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làng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cháo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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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cháo的年轻弄cháo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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