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6)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dàng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dàng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dàng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jīng,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jīng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qiáng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yīn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rǔ,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jīng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chuáng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yīn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jīng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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