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52)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dòng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jīng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chuī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dòng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虽不往来,但因同处于相近的文化环境,自然要对诸种事物做出反应。分析两人自2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政治文化诸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两人观点相似得惊人,有时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颇有冲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证。看两个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态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价值趋向。

  1925年新年刚过,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京城诸名家,纷纷应命答题。不料鲁迅却jiāo了“白卷”: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gān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注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qiáng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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