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二卷,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全集》第一卷,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66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瞿秋白对鲁迅曾有过类似的比喻,我以为是极jīng当的。

  [5] 《鲁迅全集》第二卷,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二卷,162-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拙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18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4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0]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参见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家学会主编《现代外国哲学》,296页。

  [1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98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 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

  [14]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525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谈及周氏兄弟的分手时,很痛惜地说:“周作人和鲁迅晚年分道扬镳,兄弟之间,也不免在字里行间,有所讥刺,那当然是周作人的损失。”[1]尽管周作人后来一再表示对此事“不辩解”,但他多次撰文暗中影she其兄的做法,与他平和冲淡的jīng神多有相悖之处。人确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体,任何“纯粹”,不过幻影而已。无论周作人怎样超拔,而唯对鲁迅一时难以相容,倘不是“昏”,恐不会致此吧。兄弟的失和,双方都感到了受rǔ,这实在是两人的不幸。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读这段文字,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两人当时的样子,我觉得其中可看出他们日常生活中凡俗的一面。鲁迅在日记中记留此事,其平凡人生的神态,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此后不久,鲁迅便大病一场,这在他的身体上伏下了疾病的种子。鲁迅一生,可说是在受rǔ中度过的,他后来形容自己怨敌甚多,一直处于被“围剿”中,可见心境之苦。有时在文章中,也将这一厄运与心境写出。1924年9月21日,他在编完《俟堂专文杂集》后写的题记中云:“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2]这里的“寇劫”,当指同年6月11日遭围打之事,“宴之敖者”,系笔名,有隐义在焉。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解释说:

  ……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载:“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7年,鲁迅在历史小说《铸剑》中,把作品中的复仇者取名为“宴之敖”,当也有此意。但鲁迅后来很少再在文字中去状写此事,虽对周作人的jīng神追求多不敢恭维,也只是申明道理,决无影she之意。但周作人却变本加厉,一有机会,便在文章中旁敲侧击,很失君子之风。这或可说是他一生最失策的几件“昏”事之一吧。

  周作人后来对鲁迅的攻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趋时。周作人认为鲁迅到上海后,搞起左翼文学,此转变有趋时思想的因素。1935年,他在《〈蛙〉的教训》中写道: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好,创作多而不jīng,这大约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瞭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cháo社”的中村武罗夫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chūn秋社”的jú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的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jī鸭小儿,风雅的还可以看版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qiáng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cháo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3]

  借着谈日本作家之机,而骂鲁迅跟一些青年人跑,内在的隐喻仔细一看,就清晰可辨了。鲁迅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影she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rǔ。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qiáng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cháo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rǔ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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