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28)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jīng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jīng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huáng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jīng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闭户读书”,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惟有长叹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jīng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著作影响自己的终生。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他在死前的14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jīng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于1894年美国纽约佛莱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涩江保译为日文,取名《支那人气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过此书,想是必然的。他后来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过此书,希望有人能译出,如1926年所写《马上支日记》,1931年致陶亢德的书信,1935年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书的内容,在鲁迅那里是非同寻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鲁迅译过的书籍可谓多矣,但不知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从他多次谈及此书的情绪上,对其内容的兴趣,恐并不亚于苏俄的新cháo作品。我想,或许此书为早年所看,后来接触新cháo东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亲自转译。不管怎样,这部以直观性来论及中国人的书,确实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惊之作。我读到它的汉译本,心里长久地被刺激着,觉得被一种异样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隐痛。那是怎样刻骨难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习以为常的生命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态。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这种感受,跟读鲁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鲁夫子毕竟是中国人。而在洋人的眼里,我们拥有过那么多古老的积习,那么多非文明的形态。而史密斯并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们,他实在也抱有一份对中国人的敬爱。愈是这种基督式的情怀,那目光所she出的力量愈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我想,当年鲁迅读到此书时,其感受,或许比我们今人,要更苦涩吧?如果不是这样一类书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会有着更qiáng烈的自我意识。懂得了别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后写下的杂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热风》、《坟》等作品里,那种对国民心灵的拷问,在许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的。

  《中国人气质》问世的前后,正是中国启蒙者调整思想、酝酿社会革命的时期。读一读那时梁启超诸人的文章,对国民劣根性的内省,亦有史密斯的诸多思路。中外学人的互为感应,在那时已很深了。所以,1902年前后,鲁迅和许寿裳谈及“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不是从天而降的观念,受到时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对史密斯是赞佩的。一个传教士,能以此种目光,善意而又客观地看待中国诸民族,确是我们的教员。兹将该书目录排列于下,可见其大致思路:

  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节俭

  第三章:勤劳

  第四章:礼节

  第五章: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忽视jīng确

  第七章: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骗的才能

  第九章: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jīng神

  第十四章:守旧

  第十五章: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鲁迅何时读到此书,确切的时间虽不清楚,但其中一些章节,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后来回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从事的是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小说与杂感,均是对国民心态的呈现。那些细微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其背后昭示的,便是国民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与史密斯在许多方面是相呼应的。而且在情感与生命的体验上,更为深邃和切肤。例如谈中国人的“面子”,写阿Q的自欺、节俭、勤劳、麻木、忍耐性等等,与《中国人气质》一书,在jīng神走向上多有相似之处。《二十四孝图》批判中国礼教杀人的画面,似乎与《中国人气质》批评的如出一辙,只不过鲁迅的作品,更形象化,更具亲历的悲剧性而已。读过史密斯的书,再看鲁迅的文章,一个是基督式的博爱,另一个是佛的慈悲。史密斯看中国人,大抵是不错的,那都不是历史与文化上的分析,而多属日常生活的归纳。由于不属于历史文化范畴,故少玄学味,没有过多的文化偏见。我们读起来,有平易的一面。鲁迅之看中国人,自然不像史密斯那么外观,他是切入其中,而又时时不忘是其中的一员,因而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声音,便格外苍凉。我觉得,史密斯对中国人气质的分析,至少从直觉的角度,是公允的,虽也有矛盾的视角,如一方面肯定中国人勤劳,但又对勤劳过程的坚韧和忍耐性缺乏逻辑上的分析,故显得平直和表面化。但总体而言,他勾画了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这形象在几代洋人的眼里,是颇具典型性或固定的类型性的。一切有自我意识的人,读到此,倘不生出感慨,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古人向来瞧不起异邦,何况是域外的土著?但当自己也在别人眼中,被当成落后而古老未开化的种类时,其感觉当是复杂的。是接受,还是拒绝,抑或视而不见?这多少可看出一个人的jīng神状态。中国大多数人选择了后两者,在自娱中悠然消磨着时光,于是自然也生出消磨时光的悠然文学。滑向这一路是很容易的,而大胆地接受“近代化”,以知耻的气魄迎着羞rǔ,是要有勇气的。这便是“五四”启蒙者的价值承担,没有这样的承担,以自省意识去解析自我,启蒙众人,只能在平庸的路上滑行。史密斯不是种族歧视那一类的人物,其所言所感,善意与友爱表露无遗。鲁迅从中汲取的,不仅仅是思想,更主要是他的价值态度。倘若没有这种人间真爱作参照,其作品便不会有冷热jiāo织的气息。以史密斯对中国人弱点的透视为参照,寻找中国人性格中缺乏的人性的因子,在鲁迅那里是十分悲壮的行动。这一行为,几乎贯穿了他整整一生。他后来译介俄苏小说和文艺心理学著作,均是这一思路的结果。输进更多的中国人缺乏的光与热,是那一代人的使命。把中国人的气质落后的一面驱赶到历史的尘迹中,我已经在鲁迅的文字里,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思想来自于域外文化的撞击,来自于类似史密斯这样善意的外国人。不承认自己是弱小、充满病态的人,要找到疗救者,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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