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抽烟然后又缺乏意志力去戒掉它。如果有意志力，我早就戒了。但还是抽。原因是，每一支烟，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和释放。我喜欢离开我的书本，站到阳台上去，耳机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看着海面上大船缓缓驶过──点上一根烟。当然还有那“快乐似神仙”的“饭后一根烟”，还有电影镜头里不能少的“性后一根烟”。一根烟，我想说，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
所以对我而言，明知抽烟不好，但那是一个个人的自由选择。
政府铁金刚
最近，我的自由选择被剥夺了。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零时，香港开始在公共场所禁烟。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二手烟危害不抽烟者的健康，禁烟的地点包括公园、餐厅、学校、酒吧......当然包括了我的大学。
我一点也不意外。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学生在那里吸烟。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如何呢?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
没多久，全德国都要在公共场所禁烟了。所以，在禁烟的作为上，香港和德国是一样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德国，公共场所禁烟令下来之前，社会有很广泛、历时很长的辩论。香港却没有，政府基本上可以说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种特异功能，只要是它想作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塑造成“万众一心”的样子，香港政府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铁金刚。
如果你问我，我是否对禁烟政策不满?当然，因为现在我必须绕很多路去抽一根烟。可是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禁烟政策对不对?我会说，当然对，没话说。我喜欢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或酒吧，因为那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但是我完全赞成在餐厅里禁烟，因为烟味会破坏了食物的香气，我心甘情愿走到餐厅外面去抽烟。所以说来说去，公共场所禁烟对我不是问题。不过我想谈的其实不是禁烟的政策或者香港qiáng大的政府，因为，没有普选，反正你拿政府没办法。
媒体弃守
我想跟MM表达的是，我对香港的媒体觉得很奇怪。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体的独立跟批判jīng神，还是被容许的吧?公共场所应不应该禁烟，在德国媒体上起码辩论了三、四年，学者、专家、评论家翻来覆去全民大辩论。香港媒体上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很少，很零星──当然，我主要说的是两家英文报纸;而且，你知道吗?香港的讨论说来说去都停留在禁烟的“执行”层面：说抽烟族会跑到人行道上去抽，二手烟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说酒吧餐厅可以怎样领到“准烟牌照”，说空气污染会不会变好。可是我很少看见有什么认真的讨论是冲着“公民权”来谈的。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态地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吸烟的“少数”?
嚼槟榔的人，是否政府也该管呢?以此类推，不刷牙的人，用了马桶不抽水的人，老是放屁的人……是不是政府都要管呢?
我知道讨厌烟的人很多，我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更知道禁烟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空气环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一个如此侵犯个人空间，如此冲着弱小族群(吸烟族绝对是“弱小族群”)而来的法要通过时，你会以为，这个社会里的自由派会大声抗议，qiáng烈反对，要求辩论。奇怪的是，一点都没有。MM你告诉我，难道香港没有“liberal”的存在吗?我读到的评论，简直像中学生的作文：先几句正面的，然后讲几句负面的，然后一个软绵绵的、四平八稳的总结。媒体的尖锐批判性，在那里啊?
集体变笨
这么写，会让很多香港人跳起来。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说德国多么好──他们搞烂的事情可多了。可是就媒体而言，每个报纸都有它的批判立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个议题上，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激进的柏林每日新闻就会有截然不同的鲜明立场。我订过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看了几个礼拜以后就退报了。我要的是一份报纸，对于香港的事情有深入的分析和个性鲜明而独立的评论，可是我发现报纸的内容和电视新闻基本上差别不大，多半也只是浮面报导而已。那我何不脆看看电视新闻就算了。
你大概要说，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缺民主的环境和素养，所以会这样。我想问的是，那改变要从那里开始呢?报摊上花花绿绿的杂志报纸，大多是影星艺人的私生活探密，不然就是饮食、赌马跟名流时尚。MM，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jīng神，一个社会是可以集体变“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体在做什么呢?我看见很多香港人很辛苦地在争取普选，可是媒体还是把最大的力气和钱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气和钱，为什么不拿来为香港的民主做点努力呢?提供公开论坛，激发公众辩论，挑战政府决策，培养年轻人独立批判jīng神……老天，不要再讨论禁烟区要多大、准烟牌照要多少钱，比这重要的事，太多了吧。真烦。
安德烈
三十三、人生诘问
亲爱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
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
很显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我每两三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亲。八十四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更高兴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儿，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带她吃馆子，给她买新衣新鞋，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再回到她身边，她看见我时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开心地笑。
她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power point示范演出，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huáng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