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gān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龚书铎：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湾的学者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还是必读书。有的人以骂倒名人来出名，用伪造的、不实的资料gān扰郭沫若研究，对青年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郭沫若的成就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要通过他的著作的初版本来了解作者原貌，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初版本和不同时期的修改本的对照来研究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讲
作者：师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传到重庆。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到郭沫若赞同，又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会议程序定了下来。
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会主席宋庆龄宣布开会，戏剧家洪深任司仪，监察院院院长于右任致开幕词。法国参赞叶里赛夫作为生前友好报告罗曼·罗兰生平。接着就是郭沫若演讲。
郭沫若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láng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cháo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骂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cháo水涌起。
那个何应钦呢，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
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jīng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老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作者：翟清福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
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chūn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