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代表作_郭沫若【完结】(128)

2019-03-10  作者|标签:郭沫若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 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 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 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 尼琴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 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 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 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 “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 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 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qiáng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 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jian的历史真相,所谓“好汉jian”只能使我们的 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呐喊”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 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 “城头变换大王旗”?

  郭沫若母亲的“诗教”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大学者,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huáng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huáng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而杜邀贞自幼即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地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bī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jiāo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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