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_周国平【完结】(6)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gān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对我十分友好,经常送我一些东西。有一回,她送给我几本连环画,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亲见了说是坏书,命令我统统还掉。还有一回,她送给我一套照片,一对luǒ体男女好像在摔jiāo,其实是性jiāo姿势的示范。当时我不懂,上课时拿在手里玩,被陆老师发现了,她气得发抖,当即没收。

  父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很重视的,经常检查我们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载有每次的测验成绩,为了刺激学习的积极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布了一个奖惩办法,每得一个五分奖励五分钱,每得一个二分扣除五分钱。一开始他付现金,但两三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办法对他很不利,如此付给我们的零用钱太多了,就改成了记帐。事实上,此后我们每人只得到了一个用来记帐的小本子,付款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我小学时代的记忆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别清晰。当时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像片,以至于我最早会画的图画就是他的头像。那一天,在晨会课上,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告诉我们,斯大林患了脑溢血,生命垂危,但近两天已有好转。正说到这里,有一个老师在教室门口示意她过去,与她耳语了几句。她回到讲台前,一脸悲伤,说:“斯大林同志已经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洗衣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叹息了一声,又继续洗衣服。其实我也没有悲伤之感,但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该做点什么。我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消息,挂到墙上。我还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个全国鸣笛默哀的时刻。哀笛一响,我看见行人都站住了,一个三轮车夫紧贴一间芦席棚屋,两臂伸开,姿势非常奇怪。在我脑中,斯大林的死与这个三轮车夫的奇怪姿势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留在记忆中的还有紫金小学的厕所,只因为有一阵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说厕所的门口会突然伸出一只长满绿毛的大手。孩子们在传播这个消息时很认真,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仿佛都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于是,许多天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尽量少上厕所,上完赶紧逃离。有一回上厕所时,我旁边站着别班的一个同学,他十分瘦小,皮肤发绿,我清楚地看见他撒出的尿也是绿色的。我当时突然觉得,在绿毛大手和他的绿尿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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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不是老师的宠儿 周国平

  在某一个节日,我去我女儿的幼儿园看孩子们表演。有的节目只有少数孩子上场,演出时,其余孩子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眼中she出羡慕的光芒,我的女儿和另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场下做起了节目中的动作。我默默看着,意识到在孩子们眼里,被老师选中是何等的光荣。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师选中参加节日的演出。那是一个表演唱,演出时,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一边唱“康玲玲康玲玲骑马到北京”,一边转圈子作骑马状。那天我特意穿了一双新皮鞋,不争气的是,刚走了几步,鞋带就松了,我弯身系鞋带,别人只好也停下来。我怎么也系不上,老师便上台来帮我系。一会儿另一只鞋的鞋带又松了,节目再次被打断,老师又上台,但不是帮我系鞋带,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下了台。从此以后,演节目再没有我的份了,每逢节日会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经为不能加入少先队而伤心。那时候入队必须满九岁,三年级时班上建队,大多数同学在同一天戴上了红领巾,我因为不够年龄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红领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见我的姐姐,因为她也是红领巾。当时少先队有一个规定,队员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队礼,每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来了入队的一天,才觉得能抬起头来了。我无比自豪,戴着红领巾一口气跑回家,满以为父母和姐姐也会表示惊喜,不料他们毫无反应。

  这类事情在我现在看来当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可以溯因于小时候极少分配到荣誉。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师的权威,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阶段。我这样一个看破身份的人,当年还不是把老师的宠儿视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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