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_周国平【完结】(44)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láng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gān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gān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qiáng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jiāo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gān部的qiáng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qiáng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gān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làng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一股风chuī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看法相同。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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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小公务员 周国平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gān事和党校教员。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gān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gān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jiāo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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