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短篇集)_周国平【完结】(35)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来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

  世英也马上回信。他到底聪明,针对我说的没有把握云云,他回敬说:“我也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你提出同样的议论。”在这封用小字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的信上,他比较详细地谈了他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正如我所担心的,文革开始不久,就有大量的大字报揭批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他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背上了jīng神包袱。大串联时,他去河南农村生活了三个月,从而“更下定了到农村与贫下中农同生死的决心”,本不想回来了,因为要接受批判,才回了学校。但是,“今后的道路很明显,心意也很扎实”,即最后的归宿一定是农村。我想起1964年2月他在农场期间给我的一封信,其中也说到永远留在农场的心愿,可见这是他几年来的一贯想法。这个心愿被涂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骨子里却是一种绝望。也许他不愿承认,但实际上他已经看清,他在当时的唯一出路是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纷争,做一个地道的农民。

  谈到自己的过去,他qiáng调:“gān部子弟的问题在运动中bào露出来了,这给我打消了很多疑问。许多gān部子弟是新贵族,我就是一个样板吧。”他把他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对群众和个人的关系的错误认识,那种极反动的超人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二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于我提出的个性自由问题,他表达了这样的认识:“个性自由中的个性是有阶级性的,自由则服从阶级性而且是相对的。以前以为个性自由是绝对的东西,但正是这个错误思想使我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接着写道:“那么是否因之便是再无个性再无自由了呢?我还不这样理解。问题很抽象,以后有机会可以讨论。”这个伏笔表明,他仍在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思考深度远非当时的我所能比。他对我的问题的分析是,一是对他的问题用温情主义代替了阶级斗争,二是缺乏社会实践。

  怎么想到要来找我呢?他的解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有其他的愿望,如果能经过斗争重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岂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个“其他的愿望”其实是第一位的动机。他实在太孤独了,周围没有一个理解他的人,他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呼唤友情和温暖。事实上,在通了这两封信之后,我们就见面了,从此频繁来往,谁也没有再提所谓批判的事。

  通信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农大。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寝室,只见到一个显然农村出身的学生。我向他打听郭世英的去向,他怒气冲冲地说:“谁知道他,吊儿郎当的,被子也不叠一叠!”我心中一惊,扫视屋内,一眼认出了郭的chuáng铺,被子仍是几年前在北大用的那条,倒是没有叠。可是,那是郭自己的被子,郭没有把他chuáng铺上的被子翻乱,他何必如此气愤呢?好像我也要为郭不叠被子负责似的,他背过脸不再理我。这个见面礼使我一下子看清了世英所处的人际环境有多么低劣。一会儿,世英回来了,他瘦了些,但还是那样开朗。我们在校园里散步,一路上,他说些农大运动的情况。走到校门口,他说gān脆回家吧,我跟他跳上了公共汽车。那一天,我们在西屋闲谈,郭老走了进来,他告诉郭老,我就是周国平。郭老向我点点头,似乎想说什么,停了一下,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老。

  二十 前海那一座深院

  在和世英恢复了联系以后,我就经常去他家了。这个宽敞jīng致的二进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每当我踏进去,心中便会弥漫开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情绪。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合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经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周末日,品尝过餐桌上不是寻常百姓能见着的丰盛菜肴,也领略过这个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欢。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这里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然而,虽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民族的灾难仍以特别的

  方式潜入了这个家庭,向它索取牺牲,最惨重的代价便是两个儿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给小弟理发。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吗?”我一愣。前些天,外面传说郭世英自杀,但我刚见过他,当然不相信。“我听说是你自杀了。”我说。“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说,“外面都传是我。”接着,他谈起了郭民英自杀的情况。

  我见过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时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时,哥俩每人刚画完一幅油画,都是两只苹果的写生,在比谁画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个子比哥哥略矮,脸皮白净,一双大眼睛中含着忧郁。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学小提琴。后来他退学了,到浙江的海军部队当兵。后来听民英的好友林铭述说,退学的原因是,民英学小提琴学晚了,感到没有前途,恰逢罗瑞卿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培养未来的将军,他知道后大为兴奋,遂决定弃艺从武。世英告诉我,民英参军后,据说表现很好,被当做特殊的接班人培养,几个月就入党了。正要讨论他的转正,他突然自杀了,用冲锋枪打自己的脑袋,子弹从前额穿到后颅。事情发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铭述一起去料理了后事。我保存着世英的一张照片,是在这趟治丧之旅的归途上拍的,他身披夹克,斜靠在轮船的桅杆上,嘴角挂着顽皮的笑,那副轻松的样子倒像是在假日旅游中。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35/70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