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短篇集)_周国平【完结】(24)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自此以后,我也经常读到他们三人的作品了。他们三人的写作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jīng雕细刻,写得jīng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我保存着他稍晚些年写的四首诗,可惜的是x时期的诗作已经难寻踪迹,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诗:“月亮患了癌症”,“太阳是个大傻瓜”。他也写短篇小说,文字同样唯美而jīng炼。我记得一篇的情节,写一个美丽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炉火前一边烧毁信件和日记,一边回忆往事:她曾经与一个有才华的同学热恋,那个同学成了右派,她后来违心地和一个当公安gān部的同学姘居,从此幸福毁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孙经武擅长写评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歌剧《蝴蝶夫人》之后,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对剧中细节的描述之详尽和准确使世英惊叹不已。世英告诉我,他经常钻研《毛选》和党史,然后写评论文章。我只看过一篇,题为《论纸老虎》,辞藻很华丽,讽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其中说,既然是纸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会破的,何必那样如临大敌。又说,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làngcháo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jīng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qiáng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jīng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八 为郭世英担忧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

  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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