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论道_秦朔/陆新之/吴晓波【完结】(16)

2019-03-10  作者|标签:秦朔 陆新之 吴晓波

  在哈佛的课堂上,老师一般是提问者,他会就一些市场上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提问。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整堂课不见得能辩论出什么是统一答案,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经历、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的思维碰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学校还经常请一些国际大公司的老总来演讲,与我们直接对话。这样一来,我们的课堂感觉就变得非常丰富。

  “黑色星期五”给了我处变不惊的心态

  我进入华尔街是在1984年。从哈佛商学院拿到MBA以后,我在华尔街5大投行缤纷悦目的聘书中选了一份较为中意的,轻轻松松地成了华尔街上的第一个中国人。在那以前,有些美国人甚至还不知道北京在哪儿。

  我选中的是世界3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大投行,当时为争夺我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也算是各显其有了:高盛的承诺就是,除了10万的薪酬以外,还马上帮我办绿卡。

  可是,我进入高盛刚两个月,美国就爆发了“黑色星期五”大股灾。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刚才还踌躇满志,一眨眼工夫都塌了。股市停顿,投资银行是股灾的直接受害者,各金融公司的业务一下子陷入了瘫痪。作为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的成本主要是人。“黑色星期五”的爆发就意味着一定有一大批人被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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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之旅篇:刘二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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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幸存者。但是裁员名单公布之前,我和所有人一样焦虑。当时我的绿卡还没下来,可已经贷款买房了。在那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遗憾的事:妈妈去世了,父亲怕耽误我拿绿卡的时间,竟然忍住没告诉我。

  我无法猜测自己没有被裁掉的原因,但是能猜到自己被聘用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市场,虽然尚未开放,但前景可观。我是一个受过6年美国科班训练的中国人,并且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的联络,一旦开放,我的优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成的外国学生,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市场结构和运作方法,并且能够拿到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商学院的资质认证,这一切都让他们有信心:即使我是外国人,即使中国市场不开放,我也能和美国人gān得一样好。

  股灾来了,股市也停盘了,我没被裁掉,反而比平时更忙了,要帮助客户收集市场信息,做分析报告,研究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兼并、重组、融资;要帮客户做文件,为股市复苏做准备。半年以后,股市开始复苏。这半年的经历,让我体会了人生的得失无常,让我在面对金融界的风云变幻时,有了始终能保持处变不惊的心态。

  这个行业容不得失败

  投行内部分工非常明确,不同级别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我刚到高盛做普通职员的时候,每天就是给客户做文件。那时候华尔街常常搞“选美”,客户在对面坐成一排,各投行就上台来讲自己的上市方案。有时候,一个客户会在几家投行中做选择,这就要看谁的方案更出色了。那时候我很少出去见客户,只是在后方不停地搜集资料、做方案。“选美”时用的那些文件,一般都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员准备出来的。那时候常常要一个人同时做几个项目,而且不能出错。几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管理层的工作就不同了,你必须能通过你的工作把握住客户,得到客户的信任;同时能够给客户正确的引导,让他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投资者的思路,从而调整自己的企业结构,为企业发行成功做足准备;并且,要有能力调动公司的全球资源为客户服务。

  投行是个年轻人的行业,gān这行,不仅要有高智商、高情商,更要有很好的体力。就像打仗似的,敌人快要打过来了,你说,哎呀,我3天没睡觉了,我睡一会儿行么?睡一会儿,你那山头早被人占了!所以,首先要能吃苦耐劳,接下来,你还要能同时做好几个项目,而且不能出错。我所在的那些公司,一般接手的都是1个亿美元以上的案子,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基本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小数据出错,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责任非常重大。

  外界可能不了解投行的内情,简而言之,在企业上市过程中,企业客户是制片人兼主角,投行是导演,投行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企业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上市公司;而且要一直在他身边调整他的姿态,提醒他离那个需要还差多远,并且帮助他寻找达到目标状态的有效途径。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的公司几年没有事情做,这个行业容不得失败。

  投行的操作关键有三点:资金、人、信誉。这其中,资金算是最好解决的,没了可以筹集;缺少人才可以雇用,但你得对他好,你对他不好,明天他就流走了;惟一最难的就是信誉,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一行,信誉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积累起来的,所以投资银行的信誉是最值钱的。你要保持你的信誉,就必须兑现所有的承诺,无论有什么不可抗力,只要佣金一递过来,你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jīng神压力,一般行业是很难体会的。因为一旦失手,多少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信誉,立刻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个行业的信誉最值钱,也最脆弱。

  自1984年进入华尔街,至今我已经在美国投资银行圈做了十几年,分别供职于:罗西尔—高盛—摩根—重回高盛—所罗门—东方汇理—美林,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投资银行我都gān过了。在这一连串世界级投资银行中穿梭往来,两度接受高盛邀请,也许这样的经历会令一些人刮目相看,并把我当做是这个行业的权威。现在回过头来看,跳槽其实是我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在投行里走了一圈。每一家给我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让我再选择,我可能不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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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之旅篇:刘二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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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首次对外开放,中国成了世界资本市场上最肥沃的处女地。外国投资银行家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做中国市场,需要有懂中国国情同时又经过投行科班训练的人,银行家们看中了我符合这样的要求,纷纷向我发出邀请。

  我做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的案子是为中信发行扬基债券,但直到1994年接手庆铃汽车的融资案,我才有了第一个为国企海外融资的案例。庆铃汽车上市的难度较大,因为当时企业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路演,因此需要我亲自担任导演,其中经过了许多场彩排,最后庆铃汽车顺利上市。从1994年庆铃汽车开始,我先后接手众多国企大盘股,其中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南航等,1999年以后我还主持操作了网易和UT斯达康等高科技股在海外上市。1999年底,由于美林的盛情邀请,我转投它的麾下,当时最棘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的二次上市。同年早期,中海油欲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请了国际投行所罗门美邦做主承销商,开出8.42—9.61港元的招股价。不想国际资本市场风云变幻,高定价受到投资者冷眼,即便所罗门美邦随后宣布降价,但由于前期在市场判断及操作上的失误,终是救不了中海油招股失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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