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旧唐书・曹确传》：“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82]《旧唐书・舆服志》：“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huáng。”
[8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88页。
[84]《册府元guī》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jian，无取苛bào。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85]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
[86]《论盐铁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
[8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第65页。
[88]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84页。
[8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6页。
[90]《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
[91]《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诏书：“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
[92]《唐会要》卷八十四：“(天宝)十三载，计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乾元三年，计户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
[93]《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
[94]《旧唐书・第五琦传》：“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藉道路。”
[95]《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96]《旧唐书・刘晏传》：“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
[97]《新唐书・刘晏传》：“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
[98]《太平广记・郭使君》：“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
[99]《新五代史・郭廷鲁传》：“益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
[100]《陆宣公集》：“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
[101]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59—270页。
[1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
[103]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104]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
[105]语出《朱子语类・论兵》。
[106]《宋会要・职官》：“普……广营邸店以规利，太祖知其事，每优容之。”
[107]《任将》：“太祖之置将也……富之以财……”
[108]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10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10]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6页。
[111]《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112]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予以试验，取得奇效，实施变法时便将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113]《宋史・食货志》：“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11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115]《晁氏客语》：“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116]《宋史・蔡京传》：“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
[1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页。
[118]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页。
[119]huáng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
[1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12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页。
[122]参见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123]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chūn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124]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2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26]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7]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128]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页。
[129]城市与人口：明清两代，中心城市的规模及人口总量从来没有超过两宋的汴京与临安，欧洲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伦敦则达到了86.5万。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