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分的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想快一点、利落一点，我说你们得忍耐，离婚的心理状态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不走完办不了手续。第一阶段叫惊而怒，把火拱起来;第二阶段叫折磨，通过折磨互相泻火;第三阶段叫无奈无聊，开始办手续了。
当时有一些弹性条款，2006年才把最后一笔账结了，无论作为大哥还是朋友，我至少践守诺言了。
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缺少这些外来的偶然性，他们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gān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第16章 史玉柱：我是一个着名的失败者
【史玉柱小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失败者的选项很多，但失败后又能重新站起来的选择不多，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史玉柱。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经常反思那场“着名的失败”，他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还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死过一次”的经历，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里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jīng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烟和打火机。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三千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这是别人统计出来的，他迅速补充道——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满了波澜起伏，他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作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仍然热衷于将三十年的中国同十九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着的qiáng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他是黑暗骑士，是拥有天分和qiáng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击目标，是显示我们拥有道德优越的例证。那些煽动人心的词语和义正词严的论证都在说明这一点。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
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bī迫破产的小油田主。
复仇的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历史的耻rǔ柱上。但是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同代人大多数的判断都只能等待历史的嘲弄。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财经记者李翔问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他迟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会让自己不满，却又不甘示弱，想要维护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这样的一个人，暗合了三十年改革开放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从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以他的dòng见给我们的时代扇上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们必须停下来倾听我们内心关于欲望的种种表达，虽然挨打的那一瞬间不好受，但触动真的很大。
史玉柱，注定会成为一个符号。
◆最开始我想做陈景润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我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
1980年，我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我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
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我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我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我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我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十八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我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我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我只觉得挺啰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从安徽到了深圳
1984年毕业，我没什么想法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我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我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我南下广州，花五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我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gān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gān。gān得起兴，我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四百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四百元到五百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我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我的软件。我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五十四元的工资，我挺知足。又没事可gān了，我就开始基于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我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我，就在1986年将我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二十四岁的我也结婚成了家。